清談誤國 是什么 意思 ?出自那？ 可以舉個例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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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就是指不結合現實的實際情況，從理論到理論，將空洞的理論機械地套現實，來分析現實的做法。清談一說的根源，起于清談之風。該風始于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史稱“正始之音”。而清談之根，又源于玄學。玄學一派，始于何晏等人。《顏氏家訓·勉學篇》載：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莊》、《老》、《周易》，總謂三玄。”后人將清淡雅論逐漸演化為清談。但何晏等人所研究的玄學是一門哲學，與中國傳統的儒學政治思想不同，多是些被當時人看來不著邊際的事物，是何晏等人新發現的一個高層知識分的精神家園。意思與現代多有不同。現代詞語中的清談最早見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篇名忘記了），他將資產階級議會叫做“清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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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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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第一次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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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作為魏晉名士們談玄論道的一種手段,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歷史上有一種“清談誤國”之說,以為魏晉清談者“祖尚玄虛,不親世務”,故東晉范寧“以中原傾覆歸咎于王弼、何晏,謂‘二人之罪,深于桀紂’。”(《晉書·范寧傳》)而恒溫亦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世說新語·輕詆篇》)繆鉞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所撰寫的長篇論文《清談與魏晉政治》中,將哲學與政治關系的考察結合起來,圍繞“清談與魏晉政治之關系”,詳考史事,分別論之,認為“未可據王衍一二人為例而遂斷為清談誤國也。”清談家之理論并不輕視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魏晉清談之演變,可分為四期:魏正始、魏晉間、西晉、東晉。他對魏晉兩百年之政治,受清談影響,實際情形如何;清談名士,因才性不同,環境各異,其對政治之態度如何;清談家所理想之政治是否實現等問題作了全面系統的考察。　　魏正始清談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豐、王廣等人。清談初興之際,清談名士們雖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時亦熱心政治,思建事功。清談研精名理,貴乎有識,而建樹事功,即識之所表見,識為本,功名為末。清談家才智縱橫,勇于建樹,有識而能建功業,乃本末一貫,自然之理。　　魏晉之際有竹林名士,即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戌。《晉書·阮籍傳》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竹林七賢,雖以談玄酣飲相友好,而其對政治之態度則不同。嵇康以龍性難馴反抗司馬氏而被殺,阮籍韜精酣飲而委蛇自晦,向秀遜辭屈跡以求免禍,山濤、王戌依附司馬氏而坐致通顯,劉伶、阮咸與政治關系較疏,從其言行推其心情,與阮籍相近。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文中指出,魏晉間清談與其時士大夫之出處進退至有關系;繆鉞先生則“補說一義,即竹林名士對于政治之態度,乃由正始風氣變為西晉風氣之樞紐也。”竹林名士與正始名士有一不同之點,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談玄之外,兼崇山林隱逸之趣,故正始名士多居廟堂,而竹林名士則喜親山水。總之,竹林名士特重《莊子》,多懷山林隱逸之思,故其對政治之態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積極。然隱逸之士,不負政治上之責任,則雖清談而不至誤國。　　清談理論發展至西晉,以郭象為代表,其所理想之政治家,并非拱默無為,乃“有用之為,率性而動”。西晉名士如王衍貪戀祿位累居顯職,好為空言而不肯負實際責任,是所謂清談誤國者。然而,王衍談玄不過為一種裝飾,并無深詣獨得。他善趨風氣,以清談盜虛名,為仕官捷徑,既無濟世之志,又無從政之才。西晉政治腐敗,由于朝廷之寬縱,清談末流適與此相應合。因此,“西晉清談名士之祖尚浮虛,遺落世事,亦多因當時政治環境所造成,非必盡清談理論使然也。”清談至東晉,在玄理上似已停止發展,好學深思之士多喜研討佛義。談玄能發新解者,亦出于名僧支道林。陳寅恪先生在《逍遙游向郭義及支遁義探源》一文中認為,東晉時清談風氣仍然彌漫,對當時政治社會仍多影響,故欲了解東晉政治之特殊形態,及當時政治家之特殊風度,亦不可不于清談中求之。繆鉞先生則以王導、謝安為代表,具體地論述清談與東晉政治之關系。　　東晉承西晉亡國之馀,重建新邦,頗有人主張以嚴厲之法治矯寬弛之積弊者。然東晉時清談風氣猶盛,其勢仍可左右政治。王導在東晉初政局上甚關重要。史稱王導為政,務在清靜寬和。東晉初立國之基,本極微弱,當時有三種人不易應對:一為土著之吳人,二為南渡之名士,三為擁兵之方鎮。王導則本其“網漏吞舟”之政策,泯除界域,團結人情,交歡南人,優容名士,姑息藩鎮,以寬和處之。此種政治作風,時人頗多不滿。王導亦自知之,然他自有其清談理論之根據,晚年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后人當思此憒憒。”(《世說新語·政事篇》)王導喜道嵇康《聲無哀樂論》,其中所述理想之政治即為“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蕩滌塵垢,群生安逸”。　　東晉賢相,王導之后,即推謝安。謝安亦以清談名士居宰輔之任,其安內攘外之政治成績,勝于王導。據《南齊書·王儉傳》載,王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所謂“風流宰相”,即魏晉以來清談家所理想之政治家之新范型,“其有超世曠遠之懷,而又能建濟世經綸之業”。謝安既善玄言,并能濟世,有膽識,有方略,以夷曠之懷,處危難之事。魏晉以來對于政治之新理想,在于融合儒道,以道家曠遠之懷,建儒家經世之業,此清談派理想至謝安而實現。　　清談思想,雖崇老、莊,而亦兼融儒學,故并不輕視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見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懷建濟世之業。“雖居廟堂之上,而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以后中國士大夫遂奉此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后,賢士大夫皆以此為理想之事,就是受魏晉清談政治思想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