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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率部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一件意義特別重大的事件。它對于改變南京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關鍵作用。 駐扎在西安為中心的西北地區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這兩支軍隊均非蔣介石嫡系，被蔣派往西北剿共。張學良因不戰而失東北后，內心愧疚，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加深，反攻復土之心越發強烈，對消耗自身抗戰力量的內戰越發不滿。楊虎城同樣熱切希望進行抗戰。 同時，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從軍事上給國民黨“圍剿”企圖以有力打擊，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大義，積極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揚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遂與紅軍實現秘密停火，并屢屢請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張學良甚至聲淚俱下，向蔣介石哭諫，苦陳抗戰之必需，但遭到蔣的嚴詞訓斥。蔣介石不僅嚴厲拒絕張、楊的請求，進而調集嫡系部隊進駐陜甘，親臨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張、楊進攻紅軍，否則就將張揚部隊調離拆散。甚至當西安民眾得知蔣在西安時向蔣游行請愿要求實施抗戰時，蔣命令張學良對愛國請愿群眾用機槍掃射進行嚴酷鎮壓，使張學良深感不解和痛苦。為了保護群眾，張學良向群眾保證將用自己的行動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復，才勸阻了群眾繼續前進，避免了一場驚天血案的發生。這一事件，加劇了張揚對蔣錯誤政策的不滿。張揚見用盡任何辦法勸蔣都無效，不得已決定實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凌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扣留了蔣介石，并囚禁了隨蔣同行的諸多國民黨軍政大員，隨即通電全國，昭示扣蔣的唯一目的是促進抗戰，并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如何處理事變的問題上，南京政府當局出現了強硬軍事解決與和平談判解決兩種截然對立的主張。 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發生過程一無所知，事變完全是張揚的單獨行動。事變的發生給中共中央引起了強烈震動。中共中央對事變發生后國際國內的形勢進行了認真研究，出于團結抗戰民族救亡的大計，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變同樣引起了國內國際輿論的廣泛密切的關注，強烈希望和平解決，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緊要關頭自相殘殺、自毀長城，形成了強大的和平解決的輿論壓力。 事變發生后，張楊立即邀請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會商解決辦法，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參加了談判。南京政府當局在弄清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并不想加害蔣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后，22日，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及妻弟宋子文親赴西安商談。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并進行與南京方面的談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綜合壓力下，蔣介石也不得不認識到內戰沒有前途，抗戰才是必由之路，終于表示同意談判條件，“以人格擔保”口頭允諾“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國決不再發生反共內戰”，終于準備轉向抗戰。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證后，為了確保蔣介石的安全，緩解緊張局勢，張學良決定立即釋放蔣介石，并不計個人安危親自護送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充分體現了張學良之所以發動事變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戰的公心，不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蔣介石立刻扣留張學良，使一代少帥永陷囹圄。張學良被扣引起東北軍的混亂，在周恩來的艱苦工作下穩定了局勢。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有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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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1日，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過89歲生日，在晚宴中，張學良意外地說出西安事變“是逼出來的！”，刺激他的正是當年灞橋學生請愿事件。他說：“今天我忍不住，我對你們說，事情完全是臨時逼出來的。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對學生說，我可以代表蔣委員長，考慮你們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們，把你們的請求轉達給委員長，你們先請回去。當天晚上，我與委員長談，他先罵我是兩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學生？這我已不高興了。但他接著說：這些學生來了我用機關槍打。這可把我氣火了，我話都到嘴皮子，我想說：你機關槍不打日本人打學生？我氣極了。這話我沒說出來，蔣先生也看我變了臉，我臉都氣紅了。”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迫使他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史稱“西安事變”，也叫“雙十二事變”。１９３６年，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蔣介石堅持不抵抗政策，繼續進行內戰。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十七路軍被蔣調到陜甘一帶進攻中國工農紅軍。因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及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張、楊與紅軍實現了停戰，并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蔣不僅拒絕了張、楊的要求，而且調集嫡系部隊至豫陜邊境，壓迫張、楊繼續進攻紅軍。１２月４日，蔣介石飛往西安督戰。７日，張學良到臨潼華清池向蔣“苦諫”，請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拒絕，蔣堅持不改“剿共”政策。９日，張向游行示威的學生表示，一周內用事實答復他們的愛國要求。１２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在華清池武裝扣留了蔣介石，囚禁陳誠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任正副委員長，并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實行民主政治。１６日，南京政府下令討伐張、楊，并任何應欽為總司令。親日派汪精衛、何應欽企圖借機擴大事態，奪取蔣介石的統治權力，進一步和日本妥協。中共中央從民族利益出發，應張學良、楊虎城電請，派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到西安調停。周恩來等于１６日到達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蔣答應抗日就釋放他。并于１５、１９日通電南京國民黨政府，促其接受張、楊主張，和平解決。２２日，宋美齡、宋子文與蔣介石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飛往西安談判。經周恩來等的努力和全國人民的斗爭，２４日，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戰議和、聯共抗日、釋放政治犯等條件。２５日蔣介石獲釋，由張學良陪返南京，“西安事變”到此和平解決。蔣介石飛回南京后，立即把張學良拘禁起來。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以及中國共產黨促成的這次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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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率部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一件意義特別重大的事件。它對于改變南京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關鍵作用。 駐扎在西安為中心的西北地區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這兩支軍隊均非蔣介石嫡系，被蔣派往西北剿共。張學良因不戰而失東北后，內心愧疚，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加深，反攻復土之心越發強烈，對消耗自身抗戰力量的內戰越發不滿。楊虎城同樣熱切希望進行抗戰。 同時，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從軍事上給國民黨“圍剿”企圖以有力打擊，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大義，積極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揚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遂與紅軍實現秘密停火，并屢屢請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張學良甚至聲淚俱下，向蔣介石哭諫，苦陳抗戰之必需，但遭到蔣的嚴詞訓斥。蔣介石不僅嚴厲拒絕張、楊的請求，進而調集嫡系部隊進駐陜甘，親臨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張、楊進攻紅軍，否則就將張揚部隊調離拆散。甚至當西安民眾得知蔣在西安時向蔣游行請愿要求實施抗戰時，蔣命令張學良對愛國請愿群眾用機槍掃射進行嚴酷鎮壓，使張學良深感不解和痛苦。為了保護群眾，張學良向群眾保證將用自己的行動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復，才勸阻了群眾繼續前進，避免了一場驚天血案的發生。這一事件，加劇了張揚對蔣錯誤政策的不滿。張揚見用盡任何辦法勸蔣都無效，不得已決定實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凌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扣留了蔣介石，并囚禁了隨蔣同行的諸多國民黨軍政大員，隨即通電全國，昭示扣蔣的唯一目的是促進抗戰，并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如何處理事變的問題上，南京政府當局出現了強硬軍事解決與和平談判解決兩種截然對立的主張。 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發生過程一無所知，事變完全是張揚的單獨行動。事變的發生給中共中央引起了強烈震動。中共中央對事變發生后國際國內的形勢進行了認真研究，出于團結抗戰民族救亡的大計，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變同樣引起了國內國際輿論的廣泛密切的關注，強烈希望和平解決，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緊要關頭自相殘殺、自毀長城，形成了強大的和平解決的輿論壓力。 事變發生后，張楊立即邀請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會商解決辦法，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參加了談判。南京政府當局在弄清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并不想加害蔣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后，22日，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及妻弟宋子文親赴西安商談。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并進行與南京方面的談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綜合壓力下，蔣介石也不得不認識到內戰沒有前途，抗戰才是必由之路，終于表示同意談判條件，“以人格擔保”口頭允諾“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國決不再發生反共內戰”，終于準備轉向抗戰。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證后，為了確保蔣介石的安全，緩解緊張局勢，張學良決定立即釋放蔣介石，并不計個人安危親自護送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充分體現了張學良之所以發動事變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戰的公心，不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蔣介石立刻扣留張學良，使一代少帥永陷囹圄。張學良被扣引起東北軍的混亂，在周恩來的艱苦工作下穩定了局勢。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有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南京政府當局終于逐步轉變了長期以來在“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下對日妥協退讓的懦弱行為，開始準備抗戰。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共產黨不計前嫌，出于民族大義支持蔣介石國民黨一致抗戰，毅然決定與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合作，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至上的偉大胸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后，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了，國共關系得到迅速發展，從而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中國得以集中精力準備全面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