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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與穿越》做一位讀者,做一個絕妙的讀者,這是普魯斯特起初的愿望。而普魯斯特走向一個著名作家的歷程是:以成為批評家、成為讀者為開端。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做一個讀者,做一個對作家懷著認同與激情的讀者應該是一種批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巴赫金堅持認為“思想就本質來說是對話性的”。我注意到一點,我的批評有我的選擇。我選擇那些令我怦然心動的作家,并與他們對話。我只是一個讀者,我有權利喜歡那些高尚而虔誠的將文學視為事業的作家而不喜歡那些一驚一咋以文學自娛視文學為有利可圖的什么寶貝烏鴉。喜歡本身就是一種情感選擇。而選擇,在斯達爾夫人看來,是一種欽佩,一種認識,一種被情感支撐、照亮、甚至引導的認識。我所選擇的作家,他們確實有一種能將我的感覺化為認識的能力,是這些作家引導我認識了中國當代文學,也是他們引導我認識了世界文學和我們所處的社會。我在他們的靈魂中散步,但更重要的是讓我的靈魂在他們的靈魂中棲止。這就是說,雖然,我的閱讀與批評現在還處于更多的對作家的認同與判斷的境界,雖然我是個情緒化的人,并不很愿意也不很主動要從這些我很喜歡的作家身上尋找出什么不足來。但對我來說,閱讀使我快樂而絲毫沒有痛苦。當然,這種快樂是閱讀的心理狀態而絕非是對閱讀對象中包含的苦難的拒絕。為什么快樂,還是如斯達爾夫人所說的,“是因為這些著作對不知不覺制約著我們的那些痛苦和回憶作出了回答。”我于是就覺得我與這些作品有著莫大的聯系。同樣我也覺得,這些作品如果與我失之交臂,那將是作家與我的雙重遺憾。批評對我來說,是一次感性經驗的把握。雖然我明知這種批評有種局限,但我相信,我走在作家與我的情感經驗兩者之間的理性走道上。我們在情感的兩端進行著理性的交流。這就是我與他們的對話基礎。也同樣是我的另一種閱讀方式。情感是無法提升到理性層面的。但情感的選擇多么鮮明,情感的力量是多么執著。因為有這樣的閱讀,我于是覺得我的批評不會出問題。我堅信,這仍然是一種閱讀。關于書名我想稍作一點解釋。在與這些作家進行對話時,我讀到了日內瓦學派的重要著作《批評意識》。這是一部日內瓦學派“全景及宣言”式的重要著作。我對喬治•布萊的這本書,可以說是一見鐘情。這本書,我在閱讀過程中的投入是巨大的。正因為有了這種投入,我似乎是一下子發現了這本深契我心的著作,不僅僅因為它的認同、重逢、選擇、接近等重要的關鍵詞構成了這一批評流派的讓人流連忘返的景觀,更重要的是夏爾•杜波斯這個人,他完全將我鎮住了。我原先準備用他的論文集題目《接近》來作我這本書的題目的,可是后來,我選擇了他的那句著名的話中的“經過和穿越”作了我這本書的題目。那句著名的話是這樣說的:“人的確是個場所,僅僅是個場所,精神之流從那里經過和穿越。”這是杜波斯和柏格森經過了那難忘的談話后在他著名的《日記》中寫下的一句話。現在,我同樣覺得,我與這些作家對話后也有了這種感覺。在這里,我不是我,就像杜波斯說的,我只不過是那個人,他在那兒就是為了思想猝然來到他身上,并且從那兒經過……我的精神不是思想的總體,不是思想的創造中心,它僅僅是思想通過的地方。我在與作家們對話之后,我——無論算是一位批評家,還是作為一位讀者——我覺得作家們的精神之流經過了我穿越了我,我作為一條通道,我所接受的作家們的精神在我的身上流過然后來到你的面前。現在,我按照與作家們對話的時間先后,編次成一本書,獻給廣大讀者同時也就教于廣大讀者。二 幾年來,我與國內十幾個著名作家進行了大大小小數十次對話。我的讀者看著我一步步地從一個文學評論的門外漢走到了現在,那么多的作家也從過去的陌路人成為我現在的作家朋友。我說過,我如果定位自己是一個作家的話,我努力做一個作家們喜歡的作家。當然,行年四十歲的我,則越來越清楚地知道,我的對話精神,是從做一個真正的讀者開始培養的。 回憶第一次與著名作家畢飛宇的對話《“我們是一條船上的”》,我非常欣喜的是,這句話正好成了某種象征,我與我的作家朋友們是同一條船上的。將他們在創作偉大作品時的所想所思激發出來并通過對話這種方式呈現出來,我覺得比起我寫一部作品更重要。我仍然清楚地記得在閱讀北村、劉震云、海男、蘇童等作家時的閱讀心境,也記得當時因為閱讀而揚起的我也能寫出一流作品的豪情。但是,我的偉大的一流作品的寫作因為一次次與作家的對話而擱淺,偶爾我會在中夜,一人獨對電腦時會產生一種復雜的難以言說的落寞情懷。但一想到我也許是在做著一種有利于文壇的建設性的工作,便又將那種情懷悄然藏起,同時打開一個作家的作品,以兩個月為一個周期,讀完他的所有作品,搜集到關于這個作家的所能搜集到的評論并認真研讀,然后擬好對話提綱,然后撥通對方的電話,然后在電流中進行交流,身旁的三洋錄音機則永遠以那種速度旋轉,忠實記錄下我與作家們的一次次對話…… 歷數一下,我已經完成了與以下作家的對話:畢飛宇、葉兆言、刁斗、北村、閻連科、紅柯、李修文、蘇童、范小青、劉震云、海男、方方、荊歌、林白、艾偉、張者…… 在這些作家對話中,與畢飛宇的對話反復被轉載,與范小青、閻連科、北村、蘇童的對話也先后被一些刊物、書籍或網站轉載,與劉震云、方方的對話,先后被《新民晚報》評為當月期刊最佳專欄文章,至于這些對話為多少當代文學研究學者所摘引,則是我所無法統計的了。 我覺得我做對話的第一愿望是實現了:為研究者們提供第一手的資料,為讀者呈現作家寫作時的心境與思緒…… 在與這些作家的對話中,我清晰地觸摸到對方的生命的律動,體會到了他們對文學的那種圣徒般的情懷,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他們對時代的把握,他們的愛與恨,他們感與思,他們的寫作現狀,他們的寫作宏圖……當然,在與這些作家的對話過程中,我自己也同樣歷經了一些非常細膩而生動的心理歷程。三 我知道我的出身,我只是一個中學語文教師,文學評論的工作并不是我的強項。我只是在語文教學之余才閱讀一些文學作品,同時也寫一些在我認為是小說的作品。語文教學是一個不太注重精神的活兒,教學任務的繁重,應試的壓力,使這項本應為精神活動的活動變成了一種機械的運作,我當初的寫作完全是出于一種害怕與恐懼,因擔心自己有一天會成為某種教育機制下的工具而開始了我的閱讀與寫作。我完全遵照了一種原則在進行著我的閱讀與寫作,那就是厚積薄發。所以,我的閱讀面廣泛而富有深度。我真的很難統計我一年的閱讀量了。我所能明確計算的是,劉震云的四卷本巨著《故鄉面和花朵》是二百萬字,我依此估算,我每年的閱讀量應該是在一千萬字以上。這里面還不包括文學理論著作的研讀與教育教學論著的閱讀。為了使自己文學理論方面的學養達到與作家對話的高度,我每一個階段規定自己必須讀完一本理論著作。譬如,我在《批評意識》這本全景式的反映日內瓦學派的理論與貢獻的書上,所付出的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這是一種耐力的考驗,也是一種對話中的抗衡。這種比閱讀作家要難上百倍的閱讀,有時會使一個寫作者望而卻步。但是我走過來了。當然,這種閱讀完全是隨緣性的,因為沒有讀碩與讀博的經歷,沒有任何人給予我指導,這種閱讀,我自認為到現在為止仍然只是一種沒有系統性與計劃性的閱讀。這方面的書也很難購買,我只是在不為任何目的逛書店時收獲一兩本這樣的著作。現在我手頭正在閱讀的是《巴赫金:對話與狂歡》、《文學的哲學》和《西方當代文學批評在中國》。我發覺身邊的對話者正越來越少。很多次,我在一種孤獨與寂寞中撫摸著自己讀過的書。我打開那些灑滿我心跡的書頁,像與老朋友一起連流。我讀過的書頁上,很少沒有留下我的字跡的。一位學者看過我讀過的書,感嘆地說,在我們高教界也已經很少有這樣的閱讀者了。他撫摸著有我的密密麻麻的筆記的書頁,眼睛里晶瑩閃亮。我在那時候也被自己感動了……但我又何嘗不知我的這種閱讀可能仍然非常膚淺。譬如閱讀巴赫金,我知道那一本薄薄的《巴赫金:對話與狂歡》一定難以支撐巴赫金的所有著作。我見過巴赫金的全套著作,在書店里,我望著十大卷的巴氏全著,心里掠過一陣悸動,書生的窮酸,既不能讓我全部購下這套大著,而一個中學教師的業余時間也使我清醒地知道,閱讀完巴赫金是一個什么樣的了不起的工程。所以,有時倒是有意回避那條艱辛之路。可我又知道在與作家們的對話中,我又必須是從那條路走過來的。我怎么辦?我又記起做完畢飛宇的對話接手做葉兆言對話的情景。雖然那篇與畢飛宇的對話為我在對話界贏得了非常好的聲譽,但我知道,下面的路非常艱難。畢氏作品,因為相同的文化背景與成長背景,我是非常熟悉的。我不憚于與畢飛宇對話。但葉兆言是名滿天下的大作家,我知道我的心理對抗力是不足以承受與他面對面的。如果在電話里與他交談,我想可能會有好的效果,可偏偏《莽原》的執行主編李洱親自到南京為我聯系了葉兆言,然后打電話給我讓我到南京與這位作家面對面地坐下來進行對話。葉兆言現在可以說是我的朋友了。但在當時,他不肯給我寄書。我在一個新落成的學校工作,那所學校的圖書館建設還在初期,館藏量顯然是不足的。我只能從網上將葉氏的作品下載下來,然后打印好。但遺憾的是,那些網上的作品大都是他初期的作品。我只得回蘇北老家一趟,將自己過去訂的雜志翻箱倒柜地全搬了出來,一篇篇地翻檢,終于找到了一些葉氏比較重要的作品。可是對話過程中,我發現了兆言先生也許并沒有與我對話的興趣。其時他有一本與余斌的對話大著正要出版,他也沒有想到我會針對作品發問。在我的想法里,一個作家之所以能站得住,是因為他站在他的作品里。可惜的是,在對話的過程中,葉氏對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經無法回憶起來了。一些作品的細節,他更是難以牢記。對話做出來后,我不是很滿意,葉兆言也不是很滿意,李洱同樣不是很滿意。三易其稿后,勉強通過了終審。我記得當時坐在葉兆言家客廳里的情形,面對葉兆言和他滿室的書,我心里惴惴的。當時葉氏一家人全在,女兒葉子在書房里,葉夫人在客廳里偶爾會走來走去。在面對我的一些富有挑戰性的提問時,葉氏有時會因為思考而對他的夫人非常煩惱地責怪一兩聲,這又讓我覺得非常尷尬。從那以后,我再不與作家們面對面交流,我知道那種情境下我無法面對一種心理的挑戰,也無法產生一種對話的對抗性。從那以后,我只與作家們在電話里交流。即使在后來與刁斗對話時,刁斗認為這樣的對話方式沒有了那種四目相對的會心與會意,我也還是沒有走到刁斗的對面。當然,從實際情況出發,我也不可能去到東北,既無法請到那么多天的假,也覺得為完成一篇對話而搞得興師動眾不是太值得。所幸,那篇《“典型的時代已經過去”》被作家認可了,被刊物認可了,也被我認可了。四說實在的,坐在葉兆言對面的時候,我無法確認我的身份。我當時既不敢狂妄到認為自己是一個文學評論家,但又非常不情愿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讀者。現在想起來,我其實沒有能跨越過一種心理上的溝坎,直到與作家刁斗的對話成功,我才算走過一道也許是我自己為自己預設的第一道溝坎。我走過來了。刁斗對我的閱讀是滿意的。注意,是一種閱讀讓作家滿意。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優秀的讀者。我也因此與刁斗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直到現在,我都會在完成一篇對話后與刁斗聯系,告訴他我又與誰誰完成了一次對話。記得與紅柯對話完成后,刁斗表揚我說,不簡單啊,能聽懂紅柯的陜西話就是非常不簡單的。他們在與紅柯交往時,總是看著紅柯的嘴形,判斷紅柯在說什么,而我是在電話里聽紅柯說話,然后整理出對話,委實不易。其實,讀刁斗何嘗容易?刁斗作品中那種人稱視角的轉換對一個普通讀者來說,是一種多么大的挑戰!刁斗也好,紅柯也好,李修文也好,這些作家,都像我的朋友一般地與我對話。我在沒有任何心理壓力的情形下完成了與他們的對話。我感謝他們。葉兆言之后,我繼續要面對的難度與高度是北村。北村是一個教徒,他的作品充滿了一個教徒的文學精神,有時候,你如果不經意,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講什么。我在那篇《三重奏》里說起過北村經常講到“他”。稍不留意,你不可能知道這個“他”的所指。在與北村對話時,他的名作《周漁的喊叫》正在由他改編成電影《周漁的火車》。他的行蹤不定,作家本身也像一個謎一樣的讓人難以捉摸。但還好,我終于找到他了,我終于發現他了,我終于鎖定他了。北村,康洪,當代文學中著名的先鋒作家,當我完成了與他的對話后,我松了一口氣,橫亙在我們之間的耶穌終于沒有形成難度,我越過了這個高度。在與閻連科的對話過程中有一個小插曲,這則小插曲差點成為我與閻連科的障礙。我很早就閱讀閻連科了。我從直覺上認為閻連科是中國當代少見的優秀作家,他的《日光流年》我認為是當代作家貢獻給世界的一部力作。為了掌握這個作家,我對這個作家再一次進行了一種全面投入的閱讀。也許我的預約早了些,而作家本身又遇上了一個難纏的博士生也要與他做對話,于是便想拒絕與任何人做這種對話。但我打電話給閻連科說,我的時間不允許他拒絕,因為我的中學教學任務是繁重的,而完稿之期限就要來到,這么短的時間里我已無法再選擇第二個作家了。我只是因為投入的閱讀而沒有經常與你聯系,但我一直在紙上與你交流著,請你幫助我完成這次對話。閻連科在這樣的說辭面前才勉強同意與我作一次對話。然而,真正開始對話后,閻連科為我細膩而投入的閱讀感動了。他發現我對他的那篇《兵洞》竟然也投注了十二分的關注表示感動,他說他自己都沒有想到那篇在他認為不起眼的作品會被我掃瞄到并加以認真的評論。他說他有理由認為我的閱讀是一種成功的閱讀,是一種讓作家們感動的閱讀。他當時就認為,那個博士生并沒有像我這樣細致地閱讀他的作品。有了這樣的前奏,我們的對話非常成功。以致連科后來每與我通電話,都一再邀我到京玩玩看看。可惜我直到現在,都沒能有空進京。也不知道會在什么時候重到北京。閱讀閻連科,與閻連科對話,是我對話史上的重要段落。我非常感謝上蒼給了我這樣的機遇。與閻連科的對話甫一發表即被轉載,我感謝讀者們對我的厚愛。將自己明晰地定位于一個最優秀的讀者是在與劉震云對話之后。這位名滿京城的名嘴作家,以他的《新兵連》、《一地雞毛》等作品蜚聲文壇,以《故鄉面和花朵》的巨大轉型再一次震動文壇。與這樣的作家對話,顯然,又是一次極高難的文學行動。閱讀完劉氏的作品后,我很長時間沒有找到對話感覺。我一邊設計問題,一邊尋找對話的契合點。我記得那是在冬天,寒假就要到了,春節就要到了。我一直與劉震云保持著聯系,一直跟蹤著他的行蹤。他到河南度假,我讓他無論如何手機開著,我必須要在春節前完成與他的對話。我心里其實是很沒有底的,這些大作家,如蘇童、葉兆言,是沒有開手機的習慣的。我也擔心劉震云到了河南后也不再將手機打開。在一個冬夜,我與劉震云開始了對話。那一晚,我們大概一共通了五個小時的電話。劉震云是一個極富對話魅力的對話者,在我的這次對話中也充分體現了出來。他的幽默,他的深度,讓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一個作家的高度,而他的妙語連珠,則讓我覺得文學人生的愉悅。我與他對話時,他大概是在他老家的一個親戚家里,四周闃無人聲,但從電話里能聽到他身邊有一只小狗叫。也許正是狗吠這樣的對話細節,使我們的對話充滿了那種過日子的特有的溫馨。我們的對話在這樣的場景下展開,是多么地讓人溫暖。我們從劉氏作品里提煉出了三個關鍵詞:胡思亂想、胡說八道、冷幽默,讓很多讀者會心而快樂。我們的這篇對話也因此而上了排行榜。我是在讀者們會心而快樂的情緒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的:如果劉震云是中國最優秀的作家,那么,我拿什么與他產生對話場中的對抗與會心呢?那就是:我是中國最優秀的讀者。這一定論是閻連科給的,在劉震云這里再一次得到了確認。而我,也非常樂意接受這樣的頭銜——多好啊,我是中國最好的文學讀者。正是在這樣的文學精神照耀下,我與那么多的作家走到了一起;而從我的眼里,我發現了這些作家在對話中的特點:畢飛宇是一個理性卻總是在想問題的作家,蘇童是一個詩性的作家,葉兆言是一個深厚的作家,范小青是一個蘇味作家,北村是一個虔誠的對話者,紅柯、刁斗是讀書型的作家,方方能言善辯,海男、李修文神采飛揚,艾偉則是一個積極的對話者,荊歌是一個認真的對話者,而最近接觸的張者,則自信而幽默……在張家港高級中學哈佛樓的407室,我就這樣坐在床邊,坐在電話機旁完成了與我的這些大師級朋友們的對話。也是在那間斗室里,我從一個企圖想成為評論家的心理定位完成了做一個最優秀的讀者的轉型。做一個真正的讀者,是多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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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篇是關于金庸武俠小說的,一共有8000多字,如果需要可以聯系我jin_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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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學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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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今庸比較熟。450元,寫金庸的如何?字數5500左右,有興趣可回復。我明天來看

熱心網友

多少字數?我的那篇只有5400字。絕對沒人用過,寫的是水滸。需要請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