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簡單地介紹一下他的平生？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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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心目中，泰戈爾是一個文化使者，他操著印度古老的哲學和詩歌語言，向西方人宣講著東方福音。這固然是泰戈爾一生活動，尤其是晚期頻繁的國際講學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這種看法中還是包含著一種誤解，以為泰戈爾對于現代文明，從一開始就是批判的、排拒的，近代以來高速發展的西方工商業社會正是這一文明的生動體現。 其實，在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泰戈爾對西方的態度是理解、尊重，乃至相當友好的。且不說早年在“梵社”(他父親是其中一位重要領導人物)的開明知識分子中所受到的歐洲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也不說青年時代第一次英國之行就給他留下了最初的良好印象，更不用說正是西方社會的推崇才使他獲得了世界性聲譽，借助于這一聲譽，他和許多西方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建立了深切的理解和友誼。一個有這種經歷的人，是不大可能被文化保守主義和地域色彩所蒙蔽的，他很難做到不把自己看作一位世界公民。正如泰戈爾的傳記作者所指出的，和西方的密切接觸“使他原已十分廣博的人道主義同情心更加寬廣，并深化了他對那種激勵西方心靈去建立偉大功業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 在這點上把泰戈爾和甘地作一個對比是很有意義的。泰戈爾逝世時，印度國大黨領袖、后來的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從監獄里致書報界，在追憶了泰戈爾和甘地兩人對他的深刻影響之后，說道：“還有一件事一直使我驚嘆不已，祖師(指泰戈爾)和甘地從西方或其他國家吸收了許多東西，特別是祖師尤其如此。他們之中誰都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的使命面向整個世界……令人奇怪的是，盡管是那么一致，從知識、思維和文化的同一個源泉中汲取自己的鼓舞力量，然而兩人間存在著多大的差別!也許沒有任何兩個人會像甘地與泰戈爾之間存在著那么大的差異!”泰戈爾一直把甘地當作圣徒看待，并把喚醒沉睡的印度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甘地身上，兩人之間也終身保持著相互尊重和友好的關系。但當甘地發起反對英國政府的全國不合作運動，并倡導用手工紡紗抵制英貨的時候，泰戈爾卻改變了一直支持甘地的立場，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憂慮：“我相信，我們印度人現在應該向西方和它的科學學習更多的東西。通過教育，我們應該學會相互間的合作……把我們的精神同西方精神割裂開來的當前的種種企圖，猶同精神自殺。在當代，西方占支配地位，因為西方已經完成了自己的誓言。我東方民族應該向西方學習。遺憾的是，我們喪失了繼承自己文明的力量。所以我們無法知道，如何給西方文明以正確的位置。但只說從西方獲取援助是個錯誤，慫恿地方的狹隘性，它的結果除了精神的痛苦之外還能有什么呢?”〔2〕當然，圣雄甘地也絕不是狹隘的排外主義者，他經常以感激的心情承認自己對《山林布道》和梭羅、托爾斯泰、羅斯金等西方人的著作負有債務，但他既然身為民族領袖，便不得不對某種民族情緒賦予戲劇性的形式，并夸大它，以便鼓起人民的熱情。對兩人均抱同情的羅曼·羅蘭對此評論道：“不合作運動與泰戈爾的思想體系沒有任何可吻合之處，因為他覺得，他的理智是由世界整個文明撫育起來的……正如1813年歌德拒絕抵制法蘭西文明和文化，泰戈爾也拒絕抵制西方文明。 但是，和任何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一樣，泰戈爾也決不會只對一個文明的物質成就方面頂禮膜拜。西方文明在她漫長的發展中，產生了無數偉大的精神和理智方面的代表人物，作為詩人的泰戈爾，不可能不被他們所吸引。特別是他自己翻譯的英文詩集《吉檀迦利》，尚未正式出版就得到了英國文學界代表人物們的幾乎一致的推崇，而這些詩作在自己同胞中還從未得到過如此熱烈的反應，這不能不使泰戈爾大生知遇之感。而當它們正式出版后，整個西方社會的歡迎態度甚至超過了泰戈爾本人的期望，諾貝爾文學獎被第一次授予一個非西方詩人。迄今為止，西方社會似乎一直在對泰戈爾表現出它的各種正面的品質：卓越的成就、寬廣的精神理解力、能容異己的恢宏的胸襟。如果說在這個時期，泰戈爾在他那些聰明的、贊賞他的英國朋友中作客，比起在自己的同胞中還要舒服自在，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假如這種情形能永遠持續的話，那么歐洲文明非但不會令人失望，而且簡直是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能給人以充分的滿足。泰戈爾當然也可以繼續向他的西方朋友們談論印度古老哲學的微言大義，但這與其說是出于內心的嚴肅要求，不如說是知識分子天然愛好高深話題的習慣，而他的西方朋友們也會帶著愉快和寬容的微笑洗耳恭聽，一邊神游于奇異的熱帶叢林，一邊覺得呆在自己設備齊全的家里也沒什么不好。 然而，第一次歐戰的爆發永遠地打破了這種幻覺。雖然猝不及防，但泰戈爾還是很快就認清了這場戰爭任何一方的非正義性質，與此同時，他那些歐洲的知識分子朋友中，則只有羅曼·羅蘭等極少數人認識到了這一點。泰戈爾對交戰雙方抱以同樣的悲憫和譴責： 大地萬千的痛苦和罪過，多少暴力的喧嘩和兇兆，今朝一切都洶涌澎湃，越出河岸，涌向天空…… 今朝，懦怯者的膽小，強悍者的殘暴，貪婪者的無恥，被宰割心靈的創傷，民族的傲慢，對神明的褻瀆，這一切戳穿造物主的胸膛。 詩人的目光使泰戈爾洞察到了西方工商業文明的兩大毒瘤：“自私”與“暴力”。他們發展了科學，推廣了貿易，積聚了財富，由此而擁有了征服自然和征服其它社會的強大力量。他們也自稱基督的信徒，用溫文爾雅的語調談論著愛的福音，但一旦他們本民族的自私目的受到同樣自私的其他民族的妨礙，他們就毫不猶豫地收起了斯文的面孔，在“愛國主義”的旗號下和其他基督教兄弟們廝殺起來。二、現代主義：瘋狂的蛛絲馬跡 固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泰戈爾系統地考察過西方精神演變的軌跡，但決不能說他未嘗感到西方心靈深處的細微的變化。哪一個社會的心理狀態不反映在它的文學中呢?泰戈爾在當時方興未艾的西方現代主義文藝運動中，就毫不含糊地捕捉到了一種心靈趨于瓦解、破壞沖動抬頭的傾向。 對于泰戈爾，本世紀初鋪天蓋地而來的西方現代主義文藝運動，一開始也讓他有些無所適從、難下判斷。它們和他向來所熟悉、尊重的那種西方文學是如此不同，“那種文學的內容不管有多少異國情調，然而它的理想是屬于所有時代的，是眾所周知的”。但很快，他對這種文學的反感變得明朗起來：“不難發現這些作品中令人生厭的奇談怪論和裝腔作勢，在這類作品中偶爾也可見到智慧的閃爍，但這種智慧已失去了寧靜的品質。”更進一步，他認識到：“一旦某個時代的文學拼命追求形式和內容上的令人作嘔的新奇，就意味著這種文學在衰敗，失去了敏感性，試圖以粗魯無禮和使人感到滿足的縱情刺激來提味。”他用一句機智的雋語挖苦了那批現代派藝術家們：“要創建力量的幻想，就搞畸形的東西。”這些議論似乎還停留在文學領域內部，但泰戈爾已隱隱感到，問題不僅于此，他在“恭維”了現代文藝在粗野方面的“勇敢”之后，警告說：“狂熱地崇拜驍勇只會導致適用于雜技團的肌肉發達的體魄，而不是導致謙恭的、同時又是不可戰勝的、有權在所有藝術領域里占有光榮一席的見義勇為的精神。” 這些話無疑是說得有些含混的，也不能要求泰戈爾在本世紀初就清楚地認識到現代主義和整個西方文明的歷史淵源及與同時的世界大戰的內在聯系，但他對于這種“狂熱地崇拜驍勇”將把人帶向何處的憂慮卻接觸到了問題的核心。這種“驍勇”的沖動進入文學領域即表現為蔑視傳統、破壞一切，而代之以標新立異和歇斯底里，進入政治領域則表現為信奉“強權即公理”，最后，則在世界大戰中表現為弗洛伊德所謂的“死本能”的狂歡。三、民族國家：文明的力量與信仰惡的人 盡管泰戈爾對西方文明已經展開了越來越深入的反思，但他也不愿走回頭路，反過來把理想的花環戴在停滯不前的東方民族頭上。人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存是一個矛盾，他始終在向往和追求著完善，但卻無往而不陷入某種片面之中。印度古老的宗教精神曾像一道甘泉灌溉過泰戈爾的心靈，《奧義書》的哲學更是讓他窺見某種最高智慧的閃光，但由這些宗教和哲學哺育出來的印度民族的現狀，卻不能不讓他感到深沉的悲痛。這個民族以極其超然的態度注視著世界的變化，并且聽憑各種巨大的不幸接二連三地降落到自己頭上：社會停滯，經濟衰敗，宗教分裂，最后獨立也喪失……從人民麻木不仁的態度中很難分辨得出這究竟是大智若愚還是昏睡不醒。在印度哲學里幻影主義是一個普遍的思想，這種學說把宇宙和人生均視為虛幻不真，人所要努力的只能是從中解脫出來而不是對它做何改進。無論印度教、錫克教還是佛教都宣傳著這種思想，無論《吠陀》還是《奧義書》都支持著這種傾向。對此，泰戈爾痛苦地寫道： 啊！我悲愴的祖國，裹著褸襤的衣飾，帶著陳腐的知識，自鳴得意，以為自己敏銳地看透了創造的虛假。你怡然自得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你所做的不過是砥礪自己玄奧的談鋒。你視無垠的星空、廣漠的大地為虛妄，豈不知大地的懷抱世世代代哺育了多少生命。無數的生靈組成了欣欣向榮的大千世界，你這個老糊涂蟲卻熟視無睹!這是大千世界無數生命的盛大節日，你竟把它看做孩兒們的一場游戲。 盡管這些責備并不適用于中國的傳統哲學精神，但泰戈爾在后來訪問中國的時候，對這位東方鄰邦的現代處境還是產生了某種同病相憐的感情。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正處在一場大辯論中。西化論者主張改弦易轍，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念以實現民族復興，傳統價值的守護者們則通過歐戰更加確信了西方“霸道”追求的破產，轉而強調本民族乃至整個世界的出路只能在于中國古圣先賢“王道”理想的實現。泰戈爾內心對此十分矛盾，但印度的切膚之痛還是使他采取了支持前者的立場。他在講演中說：“我再次指出，如果真理從西方來，我們應該接受它，毫不遲疑地贊揚它。如果我們不接受它，我們的文明將是片面的、停滯的。科學給我們理智力量，它使我們具有能夠獲得自己理想價值的積極意識的能力。為了從垂死的傳統習慣的黑暗中走出來，我們十分需要這種探索。我們應該為此懷著感激的感情轉向西方活生生的心靈，而不應該煽動反對它的仇恨傾向……今天，任何國家把別的國家拒之門外，都不能謀取獨特的進步。” 這一切無疑都說得非常正確，但泰戈爾很快就意識到，他自己也沒有看到某些東西。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和現代文明的擴張傾向相結合，逐漸衍生出一股軍國主義思潮，使得泰戈爾感到不能不提醒日本了。他希望日本能夠注意西方的人道主義價值，而不要仿效它在自私自利時“以令人作嘔的方式顯示出庸俗不堪的形象”，他苦口婆心地勸說：“你們從不考慮一下，你們正在損害其他民族。他們沒有折磨你們，而你們在自己家園四周正撒播著敵愾的種子，企圖用這些種子長成為你們安全的樹籬。”但日本無動于衷，我行我素，于是泰戈爾的告誡也隨之升級了。一九二九年他再次訪問日本時，公開呼吁日本要警惕“即將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現實的理想的魔鬼”的危險。泰戈爾不幸而言中了。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泰戈爾寫信給一位他熟悉的日本詩人：“我不是以憤怒，而是以憂傷和羞愧之心給你寫信。我感到莫大的痛苦，不僅由于中國遭受不幸的消息，它確實撕破了我的心，而且也由于我不能自豪地指出偉大日本的榜樣了。的確，今朝任何地方都沒有樹立起崇高的楷模標準，西方所謂文明的人也被證明是殘忍無比，甚至更‘不堪信賴’。如果你們想把他們作為榜樣，我就無話可說了。我原先想，把你們的榜樣提供給他們……我希望我熱愛的貴國人民不會成功，但將會后悔。” 泰戈爾這種對西方文明的矛盾態度和堅持全人類友愛的立場，除了在東方引起各不相同的反響外，在西方人內部也同時為他招來了朋友和敵人。讀到泰戈爾在日本發表的關于民族主義的講演后，羅曼·羅蘭馬上意識到自己在亞洲有了一位志同道合者，他寫信告訴泰戈爾：“我獲得了巨大快樂，因為我完全贊同你的思想……我感到十分遺憾的是，我看到了歐洲濫用自己的力量，它為了自身的利益，給世界帶來恐怖……現在，我們覺醒的時刻來到了，這不僅僅是個正義的問題，也是個保衛人性的問題。在這場表明歐洲無恥失敗的世界大戰的浩劫之后，歐洲自己已不能保衛自己，這點是很清楚了。它需要亞洲的思維，正如亞洲從歐洲思維中獲得了裨益一樣。人腦有兩個半球，倘若一個僵死，那么整個身子會衰弱下去的。必須重新聯結兩個半球，促使身體健康發展。”〔13〕但是，認為自己完全健康，壓根兒用不著別人來告訴他們什么的西方人也大有人在。英國著名小說家勞倫斯無法抑制自己對那位來自落后民族而又假冒文明的詩人的厭惡，他提醒自己的同胞：“我們歐洲的文明實際上比東方、印度或波斯的理想還要崇高。這個事實使我不勝驚訝。一個人會高興地發現，這些印度教徒是多么可怕的頹廢，他們用各種丑惡的方式返回到原始野蠻狀態中去。那時我們感到自己腳底下的土地是多么堅實而具體。但是，以虔誠觀點看待泰戈爾的這種邪說，這種低卑——這種對泰戈爾立場的可憐崇拜——是令人作嘔的。‘歐洲的五十年’比它高明得多，不管為什么是那樣。理性的崇拜在今天完全是可惡的、衰落的，正如它永遠是半文明的那樣。” 勞倫斯說不清自己反感的原委，其實，在他之前的尼采和在他之后的希特勒，倒是把這一切都說得明明白白的。泰戈爾是否聽到勞倫斯這些話不得而知，但他在一次講演中對此已作出了他的答復。他深信，社會歸根結底是通過道德價值來撫育的，因而決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因暴力所產生的力量和威嚴的短暫光彩上，“那些仰仗它們的國家或者被毀滅，或者回到野蠻時代……”惡盡管能顯示勝利，但不是永恒的，正如他喜愛的梵文詩句所言： 仰仗惡的幫助的人，建立了繁榮昌盛， 依靠惡的幫助的人，戰勝了他的仇敵， 依賴惡的幫助的人，實現了他們的愿望， 但是，有朝一日他們將徹底被毀滅。 四、詩歌的危機：衰落的征兆和理想的耗竭 當泰戈爾的第一本英文詩集《吉檀迦利》問世時，幾乎所有的英國報紙都對這本書的出版表示歡迎。英國文壇權威刊物《時代文學增刊》寫道：“我們讀了這些詩歌后感到，它們不僅僅是一個外國心靈的珍品，而且它們也是一個繆斯的預言：如果我們的詩人能夠達到情感與思想如此水乳交融的程度，這類詩在英國也是能夠被寫出來的。”〔16〕這是既有真誠自省而又不失微妙自尊的說法。《伯明翰郵報》的架子則不免大得有點離譜，它宣稱：“泰戈爾先生的勝利主要意味著，英國文學的一個支流已獲得了成熟發展。”〔17〕各種說法的背后都包含著同一種遺憾：這部優美的英文詩集畢竟不是出于一個英國詩人之手。 這是評論家的說法，而當時的英國和歐洲詩人們，特別是其中的佼佼者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葉芝說：“當我坐在火車上、公共汽車上或餐廳里讀著它們時，我不得不經常闔上本子，掩住自己的臉，以免不相識的人看見我是如何激動……這些詩的感情顯示了我畢生夢寐以求的世界。”〔18〕龐德亦有同感：“我們突然發現了自己的新希臘。像是平穩地回到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一樣，它使我感到，一個寂靜的感覺來到我們機械的轟鳴聲中……當我向泰戈爾先生告辭時，我確實有那么一種感覺：我好像是一個手持石棒、身披獸皮的野人。”〔19〕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則寫信告訴泰戈爾：“我想說的是，不管我是否能再次聽到那些優美詩歌的朗誦，而那些詩歌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不可磨滅的……你用如此盡善盡美的東西(即在英語或其他西歐語言里已無望見到的那些優美的東西)豐富了明澈的英語。”〔20〕 《吉檀迦利》是否能完全當得起這些稱贊另當別論，但從中不難感到當時一批西方最優秀的藝術家們對自身創造力的真誠的不滿，更重要的是對他們所屬的文學傳統的現狀和前途隱含的憂慮。是什么使得這些有識之士們變得憂心忡忡呢?當他們突然遇見泰戈爾——這一卓越的而又非西方的文學現象時，在自愧不如背后的那些難言之隱究竟又是什么呢? 他們繼承的是一個光輝燦爛的傳統。這個傳統由古希臘人點燃第一支火炬，古羅馬人跑完了它的第二棒，從文藝復興開始，近代歐洲各主要民族都先后加入了這場壯麗的接力賽。最先蘇醒過來的意大利人奉獻出了他們的“文藝復興三杰”，西班牙民族誕生了塞萬提斯、維伽、卡爾德隆，接著莎士比亞的名字成了英格蘭的驕傲。十七、十八世紀則主要是法蘭西人的世紀，早在大革命爆發前，古典主義和啟蒙文學的群星已使她成為歐洲矚目的中心。在歐洲的心臟，長期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終于通過她的文學、哲學和音樂巨人，表明自己也有資格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到十九世紀初，西歐各大民族都已為這個偉大的傳統獻出了自己大腦和心靈的熱情，輸送了自己最優秀的血液，接下來他們把期待的目光轉向了東歐，特別是那片遼闊而又靜穆的俄羅斯原野，仿佛在問：“你又將提供些什么呢?”作為回答，十九世紀最奇偉的精神景觀就是俄羅斯文學的異軍突起，創造了全歐洲乃至全世界最痛苦也最崇高的文學。至此，歐洲文學波瀾壯闊的畫卷終于添上了完整的一頁。 然而，天下萬事萬物，沒有什么能逃得過盛極而衰的法則。文學固然隨社會演變而演變，但一種悠久的文學傳統，既已自具內在的生命流程，也必如任何有機體一樣，有其生發、鼎盛、衰微再因轉化而獲新生的全過程。十九世紀，可謂歐洲文學的鼎盛時期，群星璀璨，萬籟和鳴，但衰微的苗頭同時卻已初露端倪。進入二十世紀，走下坡路的趨勢便暴露無遺，各種新興的文學思潮，不再能起到上升時期鼓舞人心的作用，倒因其徒勞的掙扎而呈現出種種回光返照般的凄美。當時的西方文藝家們或多或少感覺到這種非人力所能挽回的頹勢，有的便索性放肆地破壞，如達達主義者們，用荒唐的旗號和宣言以逞其最后的瘋狂，而其他尚有理性和尊嚴的人們也只能竭力保持鎮定，不讓自己被絕望徹底壓倒罷了。一個文化系統一旦出現這種危機，往往也是它最需要從外部吸取新鮮養份的時候，對于日后的再生這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這種時候，這個系統往往能對各種異己事物表現出最大的謙遜。 泰戈爾的出現可謂適逢其時。他的東方風味，他的中古情調，他的宗教神秘主義氣息，無一不讓當時的西方人感到新鮮。這就像一群焦慮不安的人中突然走出一位神態安詳的陌生人，單憑他從容不迫的風度就足以引人注目了。后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冰島小說家拉克斯奈斯，在回想自己少年時代《吉檀迦利》對其影響時說道：“一個令人敬慕的上帝，泰戈爾上帝：偉大的朋友，世界的情人，潔白的蓮花，坐在河心中搖晃著的小舟上吹著橫笛的陌生人!與泰戈爾上帝類似的上帝可以在地中海猶太人的《圣經》詩里找到，你也可以在中國的《道德經》里見到。但在歐洲，從中世紀以來，恐怕沒有他的任何代表。”這段話非常典型地說明了泰戈爾詩歌帶給當時西方人的新鮮感覺。散文詩的形式并非泰戈爾首創，但《吉檀迦利》的推動，使得對于散文詩的嘗試在西方一時間成了一股熱潮，拉克斯奈斯少年時代就是其中熱心的一員。五、超越與融合：全人類在真理面前相遇 既然人類的新希望——歐洲文明，如此迅速地暴露出其內在的矛盾和道德的破產，既然一度鼓舞人心的歐洲文學，也終于背棄了其成為全人類團結的紐帶的崇高使命，那么人類還有什么目標值得為之奮斗?那些置身黑暗之中的人們，還能靠什么福音來喚起內心的勇氣和尊嚴，去沖破這包圍著他們的絕望和虛無呢? 面對這個沉重的問題，歐洲的知識分子們成批成批地幻滅了，他們自身就沒有力量掙脫內心的虛無之感。于是，一方面是一批絕望的文學應運而生：存在主義文學、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小說等，另一方面則是數目激增的作家自殺事件：茨威格、海明威……是啊，在經歷了如此多的屠殺、痛苦和失望之后，誰還能對人這種造物抱有從前那種信心呢?大地上的生活不正是一場無意義、無目的的鬧劇嗎?人們承受的苦難不也正是他們自作自受的報應嗎?正如尼采在上個世紀作出的預言：“虛無主義將至少統治歐洲一百年!”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現實。盡管戰爭結束了，科技在改變著世界的面貌，年輕一代在掀動著一個又一個時尚的浪頭，但關于人的問題并沒有得到答案。人為什么來到這個世界?只是盲目的宇宙演化中的一個偶然事件，還是肩負有某種崇高的使命，并在領悟到整個宇宙的意義的同時體現出自身存在的意義?對此，西方現代哲學或者給以悲觀的答案，或者干脆拒絕回答，聲稱要把它驅逐出哲學的領域。一個對人之為人的問題喪失了明確認識的社會，也就喪失了它發展的目的和方向，既不知自己該向何處去，那就只能隨遇而安，確切說，只能聽憑變動不居的外物把自己帶到隨便什么地方。 然而，正如佛陀早就看到的那樣：“人們不相信有真理存在，只是因為他們自己生活在謬誤之中。”人們可以嘲諷自身的荒誕，但前提是要用整個世界的荒誕來做陪葬。人們惟獨沒有勇氣面對另一種可能：世界并不荒誕，只是我們自己一直在糟蹋它，并且盡管這樣，世界依然完好無恙，依然每天用它崇高的光輝照耀我們，耐心地等待著我們覺悟的一天。人們喜好用種種夸張的言辭來描繪自己處境的尷尬和內心的空虛，惟獨不樂意老老實實地承認：我錯了，如果我改正錯誤，喜悅和充實就會降臨。這也像一個慣犯終于被抓獲后，常常冒出的那個自以為深刻的問題：“不錯，我被你們稱作罪犯，但請問，這世上哪兒又有真正的好人呢?” 人們缺乏道德勇氣，這正是他們常常聽不清良知的呼喚，遲遲看不到內心本有的光明的原因。但人群中又始終存在著一些感覺更為敏銳、情操更為純潔的成員，他們更清楚地感到和看到了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固有的某種東西，于是他們不斷提醒眾人去注意這種東西，去領悟它的真諦，因為只有那里面才包含著人的本質，才有對人生困惑的解答和人類存在的說明。這些人被人們稱作賢哲和詩人，泰戈爾正是其中之一。他比他同時代的大多數西方作家們更無愧于“詩人”這一稱號的地方，就在于他始終沒有阻絕自己通向真理的道路，而這一道路是為早年《奧義書》的教誨所開辟，又為他一生高尚的活動所證悟和完成的。在晚年關于人的演講中，泰戈爾道出了他畢生探索的體會：“在人周圍，其他生物漫游著，在尋找生活資料，而人很久以來卻一直在尋找內心深處的、給予他內在含義的惟一者，這表明人是偉大的，他必須證明在自己內心寓居著不朽者、普遍者，這個普遍者超越了死亡界限。當我們在認識和情感中領悟了真理時，我們就與我們內心的這位寓居者獲得了一致。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因遮蔽了內在的人而引起的，因為我們只通過各種外部形式尋找他，對我們的自我陌生冷淡。因此，我們就會在金錢、名譽和物質享受的手段中尋求自我。”〔21〕 當然，人也應當探求他的外部世界，應當通過生活所能賦予的各種可能來求證人生，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形象就是這一愿望的最充分體現。但就人一生而言，這種一味外求的精神恰恰暴露了自身的某種空虛。浮士德的人生是豐富的，但他的每一個追求都以失敗告終，并沒有從中發現任何意義，并且最終也談不上真正的圓滿和完成。浮士德形象的深刻的虛無性，也是作者歌德自身精神世界未能獲得最高完成的表征。固然浮士德也說出了他的“智慧的最后的斷案”，但對此魔鬼卻在一旁嗤之以鼻。可見歌德自己對那個“斷案”也未必有多大信心。即使歌德對人的得救依然抱有堅定的信念，正如他的名言所謂：“善人雖受模糊的沖動驅使，卻終能意識到正確的道路。”但這和泰戈爾的思想還是存在著微妙的不同。浮士德的形象客觀地揭示出：歌德相信的是利己主義的道路也能使人得救。而托爾斯泰則決不相信這點，他在晚年激烈的藝術批判中甚至把歌德視作利己主義小人的典型〔22〕。在托爾斯泰看來，浮士德哲學只會遮蔽敞開在人面前的更高的真理，這就像人只有和普遍者融合而非和魔鬼訂約才能完成自己的本質一樣。在這點上泰戈爾的認識接近托爾斯泰：“地球圍繞著自己的軸心旋轉，同時也圍繞著太陽，沿著它的巨大軌道旋轉。在人類社會不管發生什么事都顯示出這兩種傾向：一方面財富和權力的工具在個人利己主義的驅使下被積聚起來；另一方面，在普遍者的激勵下，人們在行動和歡樂中相互聯合起來，并且為了別人而犧牲自己。”〔23〕 泰戈爾用下面這些話贊美了那些真正偉大的人，而這些人的確比浮士德多往前走了一步——“用一顆真誠的心，他們能領悟一切，而真和善就在一切之中。當人抑制了罪惡(這種罪惡來源于他的本性，因為受利己主義的限制)，他才能認識到自己的全部精神，到那時他就領悟了自己的本性。他的本性并不是只關心個人，它還關心他，《薄伽梵歌》說：‘他就是人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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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他的作品很人生經歷還是他的性格.他把自己畢生的經理都用在寫作上.他從協作中找到了人生的意義,人生的樂趣;同時他也深深的沉迷在文學的虛幻中.可以說他的心靈和他的身體不是生活在一個空間里,他的心靈完全的生活在他自己的文學宇宙中.我可以感覺到他的孤獨,在顯示社會中他找不到知己.在他年老的時候,在他老態龍鐘的時候,他跟他的妻子離婚了.然后他一個人離開了家園,他那顆孤獨的心要去尋找自己心靈的家園.然而在顯示社會中的確不存在他心靈的歸宿,最終他一個人孤獨的死在一片樹林了,也許他就那么死了,也許他真的找到自己的心靈家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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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得過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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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買本他的書不就知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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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賓德拉納德。泰戈爾（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詩人、小說家、藝術家、社會活動家。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市，那是當時英印帝國政治和經濟的中心。他的祖父德瓦爾格納特，以生活豪華而又樂善好施聞名，成了商業時代的“王子”；他的父親戴溫德拉納特對吠陀和奧義書很有研究，生活簡樸純潔，在社會上被稱為“大仙”。 “大仙”生了十四個子女，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是他最小的兒子。這小兒子八歲時寫了他的第一首詩，以后經常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些詩句，總要朗誦給長輩們聽，“像長出新角的牝鹿，到處用頭去碰撞一樣。”一八七八年，羅賓赴英國學法律，興致索然，改入倫敦大學學英國文學，并研究西方音樂。一八八零年奉父命中途輟學回家。一九零一年在對諦尼克坦創辦了一所學校（一九二一年發展成為“國際大學”）。一九一三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一五年結識甘地。一九一九年發生阿姆利則慘案，泰戈爾憤而放棄英國政府封他的“爵士”稱號。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寫下《文明的危機》，控訴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深信祖國必將獲得民族獨立。同年八月七日，泰戈爾在加爾各答去世。 泰戈爾多才多藝，一生創作了五十多部詩集，十二部中、長篇小說，一百多篇短篇小說，二十多個劇本，一千五百多幅畫，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學、哲學、政治方面的論著。從總體看來，他首先是個詩人；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主要是由于他的詩歌創作，特別是《吉檀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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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生平大事年表 1861年 5月7日，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在加爾各答市的喬拉桑戈祖居中誕生。1869年 進東方學校，后又轉入加爾各答師范學校開,再轉入孟加拉學。1873年 被授予圣線，表明成年。跟隨父親遠游，去圣蒂尼克坦，攀登喜馬拉雅山。1874年 進圣澤維爾學校，不久輟學，由家庭教師授課。1875年 3月8日，母親夏勒達去世。在《甘露市場報》上發表愛國詩篇《獻給印度教廟會》。1877年 為大哥創辦的《安羅蒂》雜志寫稿，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女乞丐》。發表長詩《詩人的故事》1878年 9月20日 隨二哥去英國留學。在《婆羅蒂》雜志上連載《旅歐書札》。1880年 3月，從英國返回印度。發表敘事詩《野花》。1881年 發表音樂劇《瓦爾米基的天才》。寫作《暮歌集》，1882年出版，得到班吉姆的稱贊。在《婆羅蒂》連載長篇歷史小說《王后市場》。1883年出版單行本，同樣得到班吉姆稱贊。又去英國學習，但中途折回。發表詩劇《破碎的心》。1882年 開始創作《晨歌集》，1883年出版。1883年 寫詩劇《大自然的報復》，第二年發表。9月11日，與穆里納莉妮?黛維結婚。雜文集《雜論》出版。1884年 擔任“梵社’秘書，在印度宗教改革運動的問題上與大作家班吉姆?錢德拉?查特吉展開爭論。五嫂迦登帕莉?黛維自殺，對泰戈爾打擊很大。詩集《畫與歌集》、《帕努辛赫詩抄》、《兒童之歌集》出版。發表散文集《納莉妮》和短篇小說《河邊的臺階》。1885年 創作長篇歷史小說《賢哲王》，在《少年兒童》雜志連載，1887年出單行本。12月，國大黨成立。1886年 2月22日，長女瑪圖莉萊達出生。詩集《剛與柔》出版。1887年 參加社會改革，作關于印度婚姻制度的報告，公開譴責童婚習俗，到大吉嶺、浦那，伽吉普爾等地旅行。1888年 長子羅提德拉納特出生。1889年 寫出無韻詩體劇本《國王和王后》1890年 8月22日，離開孟買去意大利，英國和法國旅行。11月3日回到印度。次女萊努卡出生。詩集《心靈集》出版。把《賢哲王》改編成詩劇，題名為《犧牲》，并在家里組織演出。聽從父親的意見，去謝麗達照管祖傳莊園，接觸農村生活。1891年 與侄子蘇倫創辦文學月刊《實踐》，直到1895年停刊。發表游記《旅歐日記》。1892年 小女兒萊努卡出生。短篇小說《棄絕》，《喀布爾人》發表。發表詩劇《齊德拉》，后于1936年改編成舞劇。1893年 短篇小說《摩訶摩耶》和《素芭》等發表。1894年 擔任孟加拉文學協會副主席。小兒子紹明德拉納特出生。出版短篇小說集《小說匯編》一、二集。詩集《金色船集》出版。發表詩劇《離別時的詛咒》。1895年 與侄子蘇倫德羅納特合辦黃麻經營企業。1896年 詩集《江河集》出版。詩集《繽紛集》出版。其中收有著名敘事詩《兩畝地》。出版詩集《收獲集》。創作詩劇《瑪麗妮》。1898年 英國政府通過“反煽動法”，在加爾各答群眾集會上發表屬為《窒息》的演說，譴責英國殖民當局對民族主義運動領袖提拉克的迫害。1899年 發表短詩集《塵埃集》。1900年 出版詩集《故事詩集》、《故事集》、《剎那集》和《幻想集》。1901年 任《孟加拉觀察》雜志編輯，直到1906年為止。在該雜志上連載長篇小說《眼中的沙粒》，1902年出版單行本，詩集《祭品集》出版。到圣蒂尼克坦辦學。12月22日梵行院正式開學。1902年 11月23日，妻子病逝，寫哀悼詩，1903年結集出版，題為《懷念集》。創作長篇小說《沉船》，1903年在《孟加拉觀察》連載，1906年出版單行本。1903年 二女兒萊努卡病死。出版詩集《兒童集》。。1905年 1月15日，父親在加爾各答逝世。創辦政治性月刊《寶庫》。參加反對英國殖民當局分裂印度的司瓦代什運動。1906年 送長子羅提德拉納特去美國學農業科學。發表詩集《渡口集》。1907年 與領導民族自治運動的國大黨領袖發生意見分歧，回圣蒂尼克坦從事文學創作和教育活動。發表論文《疾病與治療》，闡明自己對爭取印度獨立的觀點。出版文學論集《文學》。小兒子去世。1908年 主持孟加拉邦政治協商會議。發表詩集《故事和敘事集》、《致敬集》。出版詩劇《秋天的節日》和散文劇《皇冠》。發表論文集《皇帝和臣民》、《集體》、《社會》、《教育》和《自治》。1909年 發表劇本《懺悔》。出版宗教、哲學演講集《圣蒂尼克坦》1-8集。長子羅提德拉納特離美回國。1910年 孟加拉語詩集《吉檀迦利》出版。散文劇本《暗室之王》發表。長篇小說《戈拉》出版。在《僑民》連載《回憶錄》，1912年出單行本。寫出劇本《郵局》，1912年發表。創作著名歌曲《人民的意志》，后被定為印度國歌。演講集《圣蒂尼克坦》12-13集出版。1912年 5月27日，動身去英國和美國旅行，直至第二年9月4日返回印度。發表書信集《碎葉集》。英文本詩集《吉檀迦利》問世。1913年 因英文詩集《吉檀迦利》而獲得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加爾各答大學授予詩人博土學位。英文詩集《園丁集》、《新月集》出版。1914年 發表短篇小說《一個女人的信》。1915年 甘地訪問圣蒂尼克坦，泰戈爾會見甘地。7月3日英國國王授予詩人爵士稱號。演講集《圣蒂尼克坦》14集出版，第二年又出版15-17集。1916年 5月開始去日本和美國訪問，至第二年3月回印。在日本發表題為《國家主義》的演說。在美國發表題為《人格》的講演。長篇小說《家庭與世界》和《四個人》出版。詩信《鴻雁集》發表。英文詩集《采果集》和《飛鳥集》發表。劇本《春之循環》和短篇小集《小說七篇》出版。1917年 在加爾各答的印度國大黨會議上朗讀他的詩篇《印度的祈求》。1918年 籌建國際大學。大女兒去世。詩集《逃遁集》出版。1919年 5月29日，寫信給印度總督，憤怒抗議英國殖民當局在阿姆利則的暴行，宣布放棄英國政府授予的爵士稱號。發表游記《日本記游》。1920年5月離印度去英國、法國，荷蘭和美國。為國際大學募捐。出版短篇小說集《第二個》。1921年 3月從美國回倫敦，然后又去巴黎。瑞士、德國、瑞典、澳大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等國訪問。在巴黎會見羅曼?羅蘭。在德國會見托馬斯?曼。7月回印度。12月23日國際大學正式成立，把圣蒂尼克坦的全部財產都獻給國際大學。英譯本《沉船》出版。英文本《游思集》出版。1922年 2月在國際大學主持紀念莫里哀誕生三百周年活動。7月擔任加爾各答舉行的紀念雪萊誕生一百周年大會的主席。9月開始到西印度和南印度旅行。又到北印度和西印度旅行和演講。12月長兄去世。發表散文詩集《隨想集》(《精品集》、《書簡集》)。出版兒童詩集《兒童的濕婆集》。發表象征劇《摩克多塔拉》。1923年 將自己已發表的孟加拉語著作的版權獻給國際大學。英文本《戈拉》出版。發表音樂劇《春天》。1924年 4-5月訪問中國，在上海、濟南、北京等地發表演講，第二年以《在中國的談話》為題發表。6-7月訪問日本。7月下旬回印度。9月，應邀去秘魯訪問。因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停留，住在維卡多利婭?奧坎鮑的別墅里。這里寫的詩，第二年以《黃昏之歌》出版。1925年 1月4日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去意大利熱那亞、米蘭和威尼斯。2月從威尼斯回印度。5月泰戈爾在圣蒂尼克坦會見甘地，但對不合作等問題存在意見分歧。年底，被選為印度哲學大會主席。1926年 在圣蒂尼克坦慶祝詩人65歲生日。5月開始，出訪意大利，英國、挪威，瑞典，丹麥，德國，捷克、奧地利。匈亞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和埃及，12月回印度。發表《紅夾竹桃》。《舞女的祭拜》、《單身漢俱樂部》和《勢均力敵》等劇本。1927年 創作長篇小說《糾纏》，1929年出版。在巴拉特普爾主持印地文學會議，與青年作家發生論戰。7月出發去新加坡，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訪問，12月返回印度。發表詩集《隨感錄》。1928年 訪問錫蘭(今斯里蘭卡)，開始作畫。寫長篇小說《最后的詩篇》，次年出版．發表散文劇《最后的防衛》。1929年 3——7月，出訪加拿大、日本和南西貢。發表詩集書信集《旅行者》1930年 3月開始出訪法國、英國、德國、瑞士、俄國、美國，并在上述訪問的一些國家中舉辦個人畫展。在英國牛津大學發表題為《人的宗教》的講演。在《僑民》雜志上開始發表《俄羅斯書簡》，1931年出版。1931年 1月回印度。在印度隆重慶祝詩人70大壽。出版詩集《聚寶集》，《森林之聲集》和《通俗讀物集》。發表劇本《新穎》和《擺脫詛咒》。《泰戈爾全集》出版。1932年 寫詩文抗議英國殖民當局逮捕甘地。訪問伊朗和伊拉克。唯一的孫子尼丁德拉納特去世。出版詩集《總結集》和《再次集》，劇本《時間的流逝》發表。英文詩集《金色的書》出版。1933年 在加爾各答發表印度偉大的啟蒙主義者拉姆?莫罕的演說，在安得拉大學以《人》為題發表演講。中篇小說《兩姐妹》發表。詩集《五彩集》發表。劇本《紙牌王國》、《不可接觸的姑娘》和《竹笛》發表。1934年 率領國際大學業余舞劇團到錫蘭和南印度巡回演出。1935年 英文論文集《東方和西方》出版。《泰戈爾歌曲二十六首》出版。漫游印度北方，并在一些大學發表演說，為國際大學募集資金。發表詩集《最后的星期集》和《小徑集》。1936年 在加爾各答作了關于教育問題的三次演講。英文論文集《使教育符合國情》發表。詩集《葉盤集》和《黑牛集》出版。游記《日本與波斯之行》出版。論文集《韻律》和《文學的道路》出版。1937年 在加爾各答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用孟加拉語發表演說。在圣蒂尼克坦主持國際大學中國學院成立典禮。著文《印度和中國》。在喜馬拉雅山的阿勒昌拉度夏。在加爾各答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說，抗議對囚在安達曼島上的政治犯進行虐待，9月10日突然不省人事，昏迷達48小時。詩集〈〈非洲集〉，《錯位集》和〈〈兒歌之畫集〉出版。短篇小說集《他》出版。1938年 寫信給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譴責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行徑。詩集《邊沿集》和《晚祭集》出版。1939年 詩集《戲謔集》、《天燈集》出版。發表舞劇〈〈解放〉和《賽瑪》。1940年 2月泰戈爾在圣蒂尼克坦最后一次會見甘地。5月在蒙鋪黛維夫人家過生日。8月牛津大學授予泰戈爾博士學位。9月病情加重，被送到加爾各答就醫。英文自傳《我的童年》出版。詩集《新生集》、《嗩吶集》、《病榻集》出版。短篇小說集《三個同伴》出版。1941年 4月14日，發表最后一次公開演說，題為《文明的危機》。6月，口述最后一篇短篇小說《穆斯林的故事》，生前未發表。7月30日在加爾各答動手術，病情惡化。8月7日中午12時13分在加爾各答祖居逝世。詩集《康復集》，〈〈生辰集〉〉和《最后的作品集》等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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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簡單的話概括他的一生，泰戈爾為什么偉大？因為他為當時不可能完成的事業付出了他的一生，這個事業就是為殖民統制下的印度人民獲得自由。因為這一偉大而在當時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事業，使他的詩具有悲壯的美，猶如當代的阿拉發特，為找回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園，他付注了一生，現已去世，但他的目的仍遙遙無期。這就是執著和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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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出生于孟加拉。但人們一致認為他是印度人。因為泰老在世時孟加拉還是印度的一個省。泰老的著作最初都是用孟加拉文寫的。據說當年凡是講孟加拉話的地方沒有人不日日歌詠他的詩歌的。然而他的詩是在他自己把它們譯成英文之后才獲得了世界性的贊揚。他于１９１３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泰戈爾的詩集用英文出版的大致有：Ｇａｒｄｅｎｅｒ（園丁集）、Ｊｉｔａｎｊａｌｉ（吉檀枷利）、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ｏｎ（新月集）、Ｆｒｕｉｔ－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采果集）、Ｓｔｒａｙ Ｂｉｒｄ（飛鳥集）、Ｌｏｖｅｒ‘ｓ Ｇｉｆｔ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愛者之贈與歧路）。而用孟加拉文寫的則還有許多。如：Ｓａｎｄｈｖａ Ｓａｎｇｉｔ；Ｓｉｓｈｎ；Ｐｒｏｂｈａｔ Ｓａｎｇｉｔ； Ｋａｈｉｎｉ； Ｋａｎｉｋａ； 。。。等等許多。而英文詩只是選了其中的一小部而已。 例如＜飛鳥集＞就大部來自Ｋａｎｉｋａ。 泰戈爾的詩早在“五。四”之前就零零星星地被譯成中文。最初是陳獨秀的四首五言古體譯文＜贊歌＞選自＜吉檀枷利＞。之后是劉半農的白話譯文四首選自 ＜新月集＞。而第一部中文詩集則是西蒂譯的＜飛鳥集＞。此后各種翻譯，介紹，和評述泰戈爾的作品不斷出現，尤其是在１９２４年泰戈爾訪問中國前后。自從 ＜飛鳥集＞出版之后，中國詩壇上一種表現隨感的短詩就流行了起來。如冰心作的＜繁星＞，＜春水＞等。其中許多帶有哲理，晶瑩清麗的小詩贏得了不人的喜愛。碾轉模仿的很多。幾乎影響了一代詩風。 據說，泰戈爾的詩用孟加拉文來念具有很強的韻律感。很可惜，這在譯文中是難以領悟到的了。在各種譯文中，西蒂的譯文流傳較廣。也許他本人是很有功力的詩人，也是散文作家。所以他的譯文清新細膩。也許較接近原意。（那誰不是說了嗎：不讀圣經原文，就不懂圣經原義。）再則，他人的譯文也不易找到了。（這點還請專家訂正） 我較愛的，當屬＜飛鳥集＞。這集包括了三百余首清麗的小詩。這些詩的基本題材不外乎小草，流螢，落葉，飛鳥，山水，河流。記得初讀這些小詩時就象在暴雨后初夏的早晨，推開臥房的窗戶，看到一個淡泊清亮的晨。。。平時孺弱的小溪無端的雄壯起來，加快了前行的腳步，哼唱著易顯燎亮的歌；陽光撒落在掛著水珠的樹葉上，那水珠顯得特別的明亮，這明亮把樹葉襯托成一種透明的色彩；平坦的草地象是吸足了油彩，當心那跳躍著的小松鼠是否也會染上這亮綠的油彩；天邊有幾朵白云在倘翔，似乎在回味昨夜的狂歡；一切都是那樣地清新，亮麗，可是其中韻味卻很厚實，耐人尋味。用輕松的語句道出深沉的哲理，我以為這正是＜飛鳥集＞吸引我的原因。 當然，其中也很有幾首帶著朦朧的意境。使我百讀而不得其意。如：“世界在躊躇之心的琴弦上跑過去，奏出憂郁的樂聲。”我想，也許詩人們都愛玩點文字游戲。即便是泰戈爾這樣的大家也難免其俗。再說精美的文字游戲也是令人賞心悅目的。至少要比干巴巴的宣傳文章好去十萬八千里。象我這種略識幾個文字的人只要有賞心悅目的文章可讀，其它也就不敢多羅索什么了。作評論，那可是人家知分子的事。 日前ｐｓｕ 的Ｚｈｅｎｇ，Ｙｕ先生／女士惠贈英文的＜＜Ｓｔｒａｙ Ｂｉｒｄ＞＞。故而將英文附于其后。從中英對照來看，西蒂（鄭振鐸）先生的譯文是非常精確的。那么因為讀不到孟加拉文原作的遺憾當可釋然了。最后，感謝Ｚｈｅｎｇ先生／女士的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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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泰戈? 泰戈?于公元一八六一年五月六日，生于印度加?各答，死於公元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一共活了八十?q。 他的父親名叫德本，母親名叫薩拉達，兄妹一共十人，他是最小的一??。 他於二十三?q?r結婚，生有二子三女，於三十?q前後，後的長女次女相繼夭折，幼子??亡，妻子也逝世了，這種?O度的?矗?使他的思想和作品達到了最高的境界。 他於一九一三年，以『?歌集』獲得諾??文?W?金，這是?|方人獲得這??s譽的第一人。一九一二年曾?y?ё約河⒆g『?@丁集』，遊?v?W美各??K在各大?W講演，深受?g迎。一九一五年英皇以爵士?s?。一九一六年遊?v日本，一九二０年再赴?W美。 他於一九二四年?淼街?v?W，深受我?聳?g迎，?K與??r我梁?⒊⒑m、徐志摩等人，結下很深的友誼，梁?⒊?K給泰翁取了??『竺震旦』的中?幀Ｌ┪桃嘁源聳??s，?χ??產生深厚的感情。他曾在病塌上??一首紀念中?撓亞樵?： 在?鄉開著不認識的花朵，它??的名字也生疏， ?鄉的泥土是它??的祖?? 但在靈魂的?吠裂e， 它??的親?伲?s受到了?崍業?g迎。 ?囊隕系腦?句裡，我??可以看出，泰翁?噸?惱??感情。 在泰翁的著作裡，最使我醉心的，是他的?集。他的?不但充?M了哲理和智慧，而且?θ松憩F了最大的??叟c關?選Ｗx他的?，有如咀嚼橄?歟?玉液，?K不像艾略特那些?作，艱深難懂，晦 不堪。自?奶┪?砣A之後，也同?r掀起了中??系?狂?帷ＴS多?昃??著翻譯他的著作，但均流於草率，而且零散不全。如?振鐸?楫??r?μ┪填H有研究的人，亦不免錯誤百出。直到?硤ㄖ幔游拈_先生的譯本??世，泰翁的?作，才算有了一??全貌。而且譯筆?樂?，十分值得信?，給我的譯文，??在作了很大的舖路工作。 泰翁的?作，一共有八集，尚有『落日之歌』仍付闕如，原因是在臺??o法找到原本，去年我曾?人到?餿フ遙轡慈珙?。好在此篇是泰翁的早期作品，亦?集裡最脆弱的一環，?蹲x者的?p失?K不太大，??磧?C?乙歡?閹a上。 我?μ┪痰淖髕罰m然下過很大的功夫，但我仍不敢說，我的譯文要比以前的?孜歡己茫皇俏沂?????的人，在某些地方，可能?丁涸?』的感?垡?檣鉅稽c罷了。周仲諧六六年五月於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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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賓德拉納德。泰戈爾（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詩人、小說家、藝術家、社會活動家。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市，那是當時英印帝國政治和經濟的中心。他的祖父德瓦爾格納特，以生活豪華而又樂善好施聞名，成了商業時代的“王子”；他的父親戴溫德拉納特對吠陀和奧義書很有研究，生活簡樸純潔，在社會上被稱為“大仙”。 “大仙”生了十四個子女，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是他最小的兒子。這小兒子八歲時寫了他的第一首詩，以后經常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些詩句，總要朗誦給長輩們聽，“像長出新角的牝鹿，到處用頭去碰撞一樣。”一八七八年，羅賓赴英國學法律，興致索然，改入倫敦大學學英國文學，并研究西方音樂。一八八零年奉父命中途輟學回家。一九零一年在對諦尼克坦創辦了一所學校（一九二一年發展成為“國際大學”）。一九一三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一五年結識甘地。一九一九年發生阿姆利則慘案，泰戈爾憤而放棄英國政府封他的“爵士”稱號。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寫下《文明的危機》，控訴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深信祖國必將獲得民族獨立。同年八月七日，泰戈爾在加爾各答去世。 泰戈爾多才多藝，一生創作了五十多部詩集，十二部中、長篇小說，一百多篇短篇小說，二十多個劇本，一千五百多幅畫，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學、哲學、政治方面的論著。從總體看來，他首先是個詩人；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主要是由于他的詩歌創作，特別是《吉檀迦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