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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過工商管理教育曾經是一塊金字招牌，但在過去兩年里，MBA這塊金字招牌已變得越來越黯淡無光了。有人說，商學院沒有其他研究生院那樣的學術深度。有人指責說，靠MBA提拔起來的經理人和靠業績提拔起來的經理人相比，并不能給公司帶來多少更多的東西。有人聲稱，工商界那些騙人花招都是有MBA學位的人干出來的。MBA學位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達到鼎盛時期，因為當時工商管理是紅極一時的職業。而近來，人們對MBA學位就像對美國工商界一樣頗有微詞。去年，斯坦福大學商學研究生院的教授杰夫里·普費弗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從象牙塔內部對商學院發起攻擊。他在《管理與教學學院》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頗有爭議的論文，題目是《商學院的終結：沒有看起來那么成功》。他認為，由于對MBA學位的長遠價值從來沒有一個衡量標準，我們無法真正知道在商學院接受教育是否值得，因為這種教育的代價很高，學費和工資損失加在一起通常需要17。5萬美元。他還提出，擁有MBA學位的人似乎并不比那些沒有MBA學位但長期在工商界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更成功。他說：“從長遠看，重要的不是你從哪里來或者你曾經認識什么人，而是你能干什么。”這篇論文使所有商學院院長不寒而栗，那些悲觀主義者由此聲稱MBA教育落了個可悲的下場。普費弗教授，請你說話客氣點。1992屆學生對商學院大加贊賞。據《商業周刊》對MBA校友進行的內部調查顯示，近1500名1992屆校友反映，他們對自己的職業很滿意，這些校友都來自在我們的排名中位居前30位的商學院。而且，他們都把自己的成功歸功于他們的MBA學歷。今年春季，《商業周刊》著手評估MBA學位對畢業生的影響，這些畢業生都有10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從而有充分時間證明他們的才能。這項調查是由《商業周刊》和位于波士頓的Cambria咨詢公司共同設計的（自1999年以來，該公司協助本刊對MBA項目、高層管理人員教育以及高層管理人員MBA教育進行了排名）。該項調查對各種各樣的信息進行了量化，包括平均情況、趣聞軼事以及對許多調查對象、商學院院長、公司招聘人員和其他專家的采訪。這項調查不是一種排名，而是想要說明MBA在一組畢業生眼里的價值，這些畢業生都是在商業管理學位備受青睞的時候畢業的。那么，這些人都說了些什么呢？他們說，MBA價值很大。誠然，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學位，不是對商業管理方面的所有事情總有好處。但在一個越來越需要各種證書的社會，它肯定是一塊敲門磚，使畢業生能充滿自信地跨入各種門坎。此外，通過這項調查獲得的數據反映了一個管理階層的情況，他們處于真正的強勢地位。他們的工資和獎金很高，他們畢業后只用10年就在各自公司里獲得了最高職位。他們具有創業精神，是一群雄心勃勃的男女，創辦了數以百計的公司，創造了近10萬個就業機會。對這些人來說，這是出人意料的成績，因為人們本來瞧不起他們，認為他們只善于統計數字和提供咨詢，而不善于做實事。如今，他們都是首席執行官、副總裁、地區經理和美國工商界各行業主管。他們擔負著管理職責，每人負責管理的人數平均為93人。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足夠的財富，并愿意為社會慷慨奉獻自己的財富和時間。最主要的是，他們說攻讀MBA學位是值得的。約89%的人說，假如需要重新開始，他們還會去攻讀MBA。而且，近80%的人說，他們還會上原來的學校。那些說想上其他學校的人選擇的學校有斯坦福大學商學研究生院、哈佛大學商學院、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等，這些學校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學校，因為這些名牌學校一貫實力雄厚。大多數校友對他們從自己學校受到的教育和獲得的知識給予了高度評價。38歲的薩莉·克拉切克說：“從商學院的經歷給予我的回報看，為了獲得這種教育，假如要比當初多付幾倍的學費我也愿意。”克拉切克是哥倫比亞商學院1992屆畢業生，最近被任命為花旗集團的史密斯·巴尼公司（Smith Barney）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對克拉切克和許多人來說，他們的技能和知識在第一份工作中獲得的回報不太大，但在第二份或第三份工作中獲得的回報很大。最初，克拉切克認為她要在傳媒業工作。但她后來認識到，她的天賦在研究分析方面。于是，她便去Sanford C。 Bernstein公司從事研究工作，而且職務迅速提升，擔任了公司主管。實際上，在她的92屆同行中，目前大約22%的人在金融界工作，16%的人在技術部門工作，15%的人在消費品和制造業工作，12%的人在咨詢業工作。其他許多人則在教育、醫療保健、零售、金融和生物技術等各行業中步步高升。約有1/3的人擔負著所在公司的前3個最高職務之一，還有一些人則管理著自己的公司。毫無疑問，MBA教育使92屆畢業生中的大多數人得以迅速躋身美國上流社會。目前，該屆畢業生的平均工資超過15。52萬美元，而他們獲得MBA學位后第一份工作的工資平均只有5。66萬美元。如果加上23。24萬美元的平均獎金和其他收入，該屆畢業生去年的平均收入為38。76萬美元。在獎金和其他收入方面，從事金融和財經工作的人員的巨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平均數。相比之下，目前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平均工資約為4。34萬美元。因此，接受MBA教育帶來的回報是顯而易見的。正如人們所料，女性的平均收入較低，而且有些人為了操持家務沒有工作，盡管可能只是暫時性的。的確，MBA學位給女性帶來的回報低于男性，但大多數女性說，這個學位還是值得的。92屆學生可能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但這些人也廣施財富。在回復調查的人員中，大約75%的人說他們進行過慈善捐款，過去兩年的捐款金額總數高達825萬美元，平均每人超過7300美元。其中，10余名校友的慈善捐款高達10萬美元，還有50多萬美元的各種禮品。有些人則是獻出自己的時間，其中56%的人是志愿者。這些志愿者去年獻出的時間總共為7000小時，平均每人每月約9小時。還有些人既出錢又出時間，比如杰拉爾德·切爾塔維安。現年38歲的切爾塔維安是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生，他早在13年前就寫過一篇應用性論文，說他想開辦一所學校，培訓城市貧民區的年輕人，使他們能找到工作。2000年，他實現了這個想法，他利用賣掉與他人合辦的一家軟件公司所獲得的50萬美元，在波士頓成立了一個名叫“YearUp”的非盈利學校。他不光是為這所學校掏腰包，還承諾在10年內負責管理這所學校。切爾塔維安說：“如果你在市場飆升的時候獲得了一大筆財富，你就要相應地承擔某種責任。”當然，人們不可能知道，假如1992屆畢業生沒有獲得MBA學位，他們如今會是什么樣子。不過，大多數回復調查的人相信，即使他們沒有MBA學位也會取得一定的成功，但不會取得今天這樣大的成就。詹姆斯·伯杰當初考入弗吉尼亞大學達頓商業管理研究生院時，正打算辭掉計算機銷售方面的工作，并希望獲得一個MBA學位，以便在產品管理或市場營銷方面找到一份回報大、收入高的工作。當時，失業人數正在不斷增加，所以在商學院里平安度過這段困難時期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過了一段時間，賺錢的機會才到來。伯杰更換了幾次工作，起初是在位于馬薩諸塞州蘭道夫的Dunkin' Donuts公司當一名助理產品經理，年薪5。5萬美元。接著，他又到沃爾特·迪斯尼公司工作，負責推銷該公司的影像游戲。今年6月，38歲的伯杰終于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工作，當上了位于加利福尼亞州歐文的GameSpy 產業公司（一家在線游戲軟件公司）的副總裁，主管消費品和市場營銷。在10年多一點的時間里，他的工資翻了四番，職務不斷升遷，并最終找到了他在1992年時甚至還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工作。他說：“我現在的眼界更寬了，因而也更看重這個學歷。兩年的嚴格教育一點沒有白費。”這并不是說1992屆畢業生得到了商學院所宣傳的全部好處。校友關系網是商學院當作秘密武器拿來宣傳的東西，但是，就連一些最有聲望的學院也未能兌現其承諾。而且，現在回過頭來看，許多校友認為他們當初受到的訓練好高騖遠，過于強調如何當好首席執行官，而不是當好中層管理人員，而他們擔任中層管理人員的可能性更大。因而，這種培訓不夠實用，不能使他們學會處理日常問題。許多人還指出，有些課程“一般化”，如國際商務和企業管理等。盡管如此，對這屆學生中的許多人來說，攻讀MBA的兩年是一種改變其一生的經歷。斯坦福大學商學研究生院院長羅伯特·喬斯認為，理應如此。他說：“我們想使他們在離開學校時像是換了個人。我們想使他們有不同的思想，而不只是學到某一點知識。”盡管當時因經濟疲軟而機會不多，這些人還是顯示了他們的活力。許多人說，MBA教育使他們能夠自由地從一個行業轉到另一個行業工作。事實上，1992屆校友在讀完MBA后平均更換了3個工作單位，并在畢業以來得到了4次提升。約有25%的人在讀完MBA并從事了第一份工作后，更換了工作領域。盡管在本次調查時有2。5%的人處于失業狀態，但即使是在白領員工最近多次面臨裁員的情況下，也只有不到15%的人回復說他們畢業以來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92屆畢業生中的大多數人都至少達成了一點共識，即MBA學位給了他們新的自信。理查德·汪（音譯）說：“商學院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我們在工商管理方面的盲點。”汪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現任Openwave 系統公司負責市場營銷的高級副總裁。在回復調查的人員中，許多人像汪一樣認為，他們在商學院里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商業世界中，感覺突然之間“入行”了。然而，各個學校的校友都說，除了第一份工作外，他們雖然試圖利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校友關系網，卻基本上以失望而告終。在校友之間相互提供咨詢和就業線索以及保持終身聯系方面，他們給自己學校的打分都很低，只有5分（總分為10分）。就連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校友關系緊密的達特茅斯學院和凱洛格學院以及技術巨人麻省理工學院等院校的得分也只比平均分數略高一點。華盛頓大學（位于圣路易斯）、得克薩斯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和埃默里大學的校友只給母校打了4分或不到4分。羅切斯特大學西蒙商學院的一位校友說：“就連找到有關其他校友的信息也很難。”那些位居前列的商學院都已意識到，它們的校友關系網不健全。但是，如果說校友之間在工作上不能做到有求必應，他們在上學期間卻不是這樣。畢業于達頓商業管理研究生院的伯杰回憶道：“我可能忘了班上討論的話題，卻沒有忘記討論的情形，也沒有忘記大家促使我以過去從來沒有采用過的方式思考問題。”有些校友之間還建立了長期的個人友誼。凱洛格學院92屆畢業生凱文·西德斯現在是Thomas Weisel Partners公司的合伙人，從事金融業務。他說，他每周都要與一些同學兼朋友聯系，每年都要與另外一些同學兼朋友會面，每個季度都要參加一些雞尾酒會。情況并非歷來如此。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商學院的學生大部分是白人男性，高度競爭的文化占據主導地位，大多數學生是學金融和工程出身。由于不喜歡那種盛氣凌人的人，許多用人單位在20世紀80年代對MBA學生非常不滿，認為他們不懂得如何與人合作。到90年代初，那些位居前列的商學院對此采取的應對措施是，使學生的構成多樣化，拓寬招生領域，招收市場營銷、消費品管理和制造等專業的人員，并鼓勵女性和少數族裔的人員報考。由于更新了學生結構并增設了旨在培養團隊精神的課程，到1992屆學生入校時，商學院已基本完成了轉型。據校友們講，盡管當時學習了如何培養團隊精神，但他們在企業管理、國際商務和信息技術方面未能受到更廣泛的教育并從中受益。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在1992年時因特網還處于幼年時期，全球化還不像今天這樣被人們掛在嘴邊，最快的計算機處理速度只有25兆赫。長期以來，商學院一直聲稱自己思想領先，其教師隊伍從事的是尖端研究。但只有為數不多的學校在1992年就預見到了幾年之后出現的技術革命。因此，校友們都感到他們當時沒有趕上。校友們抱怨最多的是，當他們在中層管理工作中需要運用權謀和遇到難題時，深感當年沒有為此做好準備。許多人說，學校當時應該強迫他們學習更多的組織行為學課程，盡管現年40歲的查爾斯·布里爾也承認“這就好比逼著人吃蒼蠅”。布里爾畢業于密歇根大學商學院，獲MBA學位后大部分時間在西北航空公司工作。盡管如此，在實際管理工作中所需的權謀可能與商學院的理論相去甚遠。這種權謀需要將社會知識、個人風格和公司文化巧妙結合起來，而且在每個工作地點都需要運用這種權謀。布里爾說，他最困難的時期是管理一個由12個人組成的班子。1992屆學生面臨的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大問題則是商學院至今依然面臨的問題，即擁有MBA學位的女性好像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她們首先面臨的是工資問題。據他們反映，其工資平均比男性同行少5萬美元（只算那些現在有工作的女性的工資）。她們更換工作單位的次數也更多，而且中斷全時工作的次數相當于男性的兩倍。在回復調查的女性中，目前有13%的人自愿不工作，有8%的人只從事非全時工作。相比之下，在這兩個方面男性的比例都只有2。4%。康奈爾大學約翰遜管理學研究生院的校友帕特里夏·弗里亞的情況很典型。她曾經在位于得克薩斯的一家公司工作，擔任負責市場營銷的副總裁。由于工作強度大且需要經常出差，她便辭去工作，與3個年幼的孩子呆在家里。辭去這份工作后，她先是從事非全時工作，幫助前衛生局長庫普創辦了 公司，這是一個與醫療保健有關的網站。后來，她又干脆什么工作也不干。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她關掉尋呼機和移動電話，也不閱讀電子郵件。去年秋天，46歲的她又重返工作崗位，找到了一份收入較低但責任較輕的工作。但是，弗里亞和其他許多具有MBA學位的女性都說，MBA學位使職業女性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強的就業能力，從而能夠隨心所欲地從事或不從事全時工作。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大多數校友都已進入了高層管理隊伍，但在此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令人痛苦的事情。他們開始工作的時候都自命不凡，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但很快就發現不是這樣。麻省理工學院的校友汪說：“你不是在商學院讀了兩年書后就能輕而易舉地當上首席執行官的。很多人在畢業時沒有認識到，當一名最高經理人是通過奮斗贏得的權利。”無疑，汪和他的同學們從目空一切的青年時代到現在，已走過了一段漫長的路。在過去10年里，大多數人都實現了MBA夢。他們在公司里一步一個階梯往上爬，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在全球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雖然MBA學位不能保證你不被裁減，但可以使那些失業的畢業生比其他許多白領員工更快地重新找到工作。1992屆畢業生取得的成功還有助于鞏固美國工商界方興未艾的MBA文化。從他們身上，可以窺見美國商學院每年春季培養出來的工商人才之一斑，這些人才可能具有很強的實力和創造力。如果這些院校能繼續適應經濟變化和商業挑戰的需要，MBA學位的價值就不會成為人們長期爭論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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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是一種現代語言，或者說是一種現代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