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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關系是當今世界國際關系格局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的對外政策中，大國關系同樣被放在關鍵性的位置上。以“大國關系”、“周邊關系”和“發展中國家關系”對中國的對外關系進行簡約表述，反映出中國對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是把握中國外交戰略布局的關鍵所在。在論述大國關系時，中國學術界一般有兩個維度，即中國與大國的關系，以及大國與大國的關系。而在大國名單中，通常只有兩類，其一是超級大國美國以及冷戰期間的蘇聯，其二是德、英、法、日等經濟強國。20世紀后期，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迅速發展成為世界關注的一個焦點。許多國際戰略研究者認為，盡管這三個國家的發展水平不完全同步，但是其對世界格局產生的現實影響以及潛在影響將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將這幾個國家的發展稱為“崛起”,中、印、巴也由此而成為“新興的大國”。20年前，當中國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引起世人注目時，美國的印度問題專家科亨在其著作中指出人們對印度的看法還存在分歧：“世界對印度的看法分為兩類。第一類分析家認為印度會是（或已是）一個‘大國’，……另一類分析家的看法則完全不同。”[1]然而到21世紀初，對印度發展持懷疑態度的人已經大大減少，越來越多的人不僅把印度看作是IT產業的佼佼者，而且從整體上將其列入新興大國的行列。科亨以“印度正在崛起”為名撰文指出，“印度看來已經準備好在世界領導性國家（the world's leading nations）中占有一席之地。”“印度需要像一個大國（major power）那樣行事，美國也需要認識印度已經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2]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2005年1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到2020年，中國和印度將成為美國在全球經濟霸主（global economic supremacy）位置上的競爭者。”不僅如此，中國與印度還抱有“在多極化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雄心”[3]。中國學者馬加力則指出：“從目前情況看，印度的崛起是個不爭的事實，至少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4]此外，日本、法國、德國以及許多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和政治家也對印度的快速發展予以充分的肯定。有趣的是，印度學者也幾乎在同一時期開始對中國的發展持正面的評價，并認為印度可以從中國發展的實踐中得到許多啟示。顯然，隨著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國家進入大國的行列，兩國間的關系也必然會相應發生變化，成為大國關系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一般意義上的大國關系相比，中印兩國關系具有許多一致的特點：首先，中印都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綜合實力，兩國交往帶有巨人對話的特點。按通行的觀點，資源力、經濟力、科技力、軍事力以及國際影響力等共同構成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中印兩國現在還處于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但都具有國土廣闊、資源總量巨大、人口眾多等優勢，近年來又一直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從而成為當今世界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國家，就以最能反映國家總體國力的幾項指標為例：國土面積，中國列世界第三，印度第七；人口，中國列世界第一，印度第二；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中國列世界第六，印度列第十一；軍事力量，中印兩國在常規武器數量、技術裝備以及軍隊規模等方面居亞洲前列，而且都擁有核武器；國際影響力，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印度則在積極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中印還在某些科技領域領先的同時不斷提高整體水平，力爭邁進科技大國的行列。這一切表明，中印已經在迅速改變長期以來的“大而弱”形象。其次，兩國都將對方看作與本國戰略利益關系重大的國家，從而將其放置在大國的位置上。1998年，時任印度國務部長的昆瓦·辛格就認為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并不是一個領土邊界的問題，與處理印度的外交政策緊密相關。在印度主要政黨的執政綱領中，也將與中國的關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5]。這與中國對印度的態度完全相同，中國政府首腦在許多場合都高度評價對印關系的重要性，在2003年和2005年兩國政府首腦互訪時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也都把這種雙邊關系提升到戰略合作的高度。再次，中印關系的影響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雙邊關系影響，對周邊地區乃至世界都產生了一定影響，有美國學者撰文指出：“部分觀察家相信，中國和印度能夠成為合作伙伴以抗衡美國的霸權。”[6]日本學者則認為隨著中印兩國在2050年成為世界經濟大國，日本將難以避免出現“小國化”的趨勢，因此“現在日本應該改變只追隨美國的思路，建立包括亞洲在內的整個世界的共存關系”[7]。在更多研究者的觀點中都透露出一種強烈的信息，即人們愈來愈多地關注中印這兩個新興國家關系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中印關系中的新型大國關系因素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米爾斯海默寫到：“悲哀的是，國際政治從來就是一項殘酷而危險的交易，而且可能永遠如此。雖然大國競爭的烈度時有消長，但它們總是提防對方、彼此爭奪權力。每個國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這意味著一國獲取權力是以犧牲他國為代價的。”[8]按照他的理論，大國關系并不以合作、雙贏為出發點和目標，相反，大國為了達到成為體系中惟一的霸主（hegemony）的目標，總是要利用一切機會將對手壓下去，而它的對手也總是采取同樣的策略，因此大國間的競爭和對抗是永遠不會停止的。但是，與傳統的特別是西方學者心目中的大國關系模式相比，中印關系有著明顯的不同，換個角度說，中印關系中包含著一些新型的大國關系因素。第一，中印兩國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發達的大國，只是發展中國家, 是正在崛起的國家，因此其有關發展環境、策略、目標和手段等一系列政策立場都與傳統意義上的大國的政策立場存在差異。冷戰的結束對國際環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超多極”局面的出現，導致國際關系從過去的“對抗—均衡—打破均衡—對抗”模式改變為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模式，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大趨勢。九一一事件后，非傳統安全成為許多國家（包括大國和中小國家）共同關注的焦點，在反對恐怖主義威脅等許多領域里，各個國家看到了國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盡管美國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采取單邊主義政策，但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協調國家間關系，處理國際性危機中發揮的作用得到了愈來愈多國家的支持和尊重。而且，全球化進程勢不可擋，很少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完全擺脫國際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完全排斥國際合作而達到生存和發展的目標。中國和印度是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保證下開始加速發展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對兩國來說至關重要。雖然在接受國際關系游戲規則時兩國都必須做出一些讓步甚至犧牲，兩國也都有著改變現存不合理國際秩序的主觀要求，但與爭取良好的發展環境，抓住難得的發展戰略機遇期這個大局相比，兩國均無意沖擊甚至打破當前的國際秩序。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日所處的狀況根本不同。也就是說，現存的國際環境對中印兩國的發展基本上是有利的，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現存國際格局的動機，因此也就談不上會對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造成威脅。中印兩國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崛起還有待時日。事實上，更準確地說，中印要實現的是民族的復興，因為中印兩國在歷史上都曾經有過輝煌。這就造成兩國的文化傳統在現今發展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中印兩國的歷史文化是和平文化。《尚書》強調：“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選賢舉能，講信修睦”的天下大同是中國社會的理想境界。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被認為反映印度思想精華的《薄伽梵歌》的主旨是對戰爭的批判。黑天尊者克里希那教導阿朱納應在精神上保持自律，“當一個人的智慧、心意、信仰和庇護都完全堅定于至尊的時候，一個人便通過完整知識而變得完全地洗脫了疑惑”，才能“以同樣的眼光看待一個溫文有學識的婆羅門，一頭母牛，一只大象，一只狗和一個吃狗肉的人。”臺灣學者吳俊才認為：“全部的大戰書，到處都有最寶貴的事物，它教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無益于社會而使自己蒙羞的事，千萬不做’；‘成功不靠階級或家世，而賴真理、自制、慷慨和非暴力’。”[9]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就來自于《薄伽梵歌》并一直為印度政治家所推崇。周恩來在50年前的一次講話中強調，中印“兩國的東方文化有共同點。我們兩國的歷史背景，我們在文化上的共同點，都使我們之間容易互相了解。”印度獨立后第一任總統普拉薩德在談到中印關系時也指出，“我們兩個國家一直保持著文化的聯系，它強過任何政治聯系，歷經戰亂歲月依然牢不可破。”[10]主張和平的原則成為中印兩國“和為貴”外交理念的歷史淵源，也是兩國友好交往的重要基礎，正是在這一理念基礎上，中印兩國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將其運用于處理國際事務的實踐中。第二，作為正在迅速發展的國家，中印兩國都把發展經濟放在頭等重要的戰略位置上，都將21世紀的前20年看作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戰略機遇期，為達到這一目標，兩國都重視改善與相關國家的關系，以營造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中印兩國在歷史上都曾有過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輝煌，但在工業化興起之后衰落了，而且都經歷了一段喪權辱國的時期。雖然在20 世紀40年代末兩國先后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是國家并沒有如兩國人民所期盼的那樣，很快地擺脫貧困，重新強大起來。經過幾十年的不斷探索，中印終于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搭上了高速發展的列車，實現強國夢想的前景已清晰可見，因此兩國都萬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遇，都充分認識到和平對國家發展的關鍵意義。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2004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談到：“我們必須不遺余力地為和平與安全而奮斗，去創造一個新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我們能夠集中精力承擔我們最重要的責任——使我們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解決這些問題是政府的職責。同時，我們也必須放開眼光，……要迎接我們所面臨的很多挑戰，就必須與其他國家合作。”[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多次表述了中國的對外政策原則：“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我們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所有國家保持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不斷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12]這種發展目標和戰略重點上的一致性決定了中印兩國在處理相互關系時必然會堅持和平的方針。如前所述，中印是在全球化時代重新快速發展起來的，“合作”這個時代的特征會體現在兩國的發展進程之中。此外，兩國的發展基礎還比較薄弱，都不可能僅依靠自身力量達到振興經濟社會，邁入世界大國行列的目標。加強兩國間的合作，以及加強兩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合作關系到國家的戰略利益，是理性的選擇。事實上，主張合作，促進交流已經成為近年來中印外交政策的主旋律。 第三，考察中印兩國獨立后的外交實踐史，有一個特點十分突出，那就是兩國都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不受外來壓力的干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時指出，“本政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周恩來指出：“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1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半個多世紀的外交實踐中，這始終是一條沒有改變的原則。正如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總結的那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的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14]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在1949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指出：“獨立的組成部分是什么呢？它首先包含著外交關系，這是它最基本、最根本的組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一旦外交關系落入他人之手，那你就并沒有真正獨立。”[15]他將這種基本精神體現在推動不結盟運動中，在闡述不結盟運動的實質時談到：“我作為個人，更不用說我作為外交部長，都不希望任何國家、任何人放棄獨立判斷的權利。這就是我國政策的精神實質。”[16]盡管印度出于國家利益，曾在英·甘地執政時期與蘇聯建立了“準結盟”關系，但從整體上講，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印度沒有放棄的原則。在印度獨立50 周年的慶典上，時任總理的古吉拉爾指出：“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說，一個獨立國家的外交政策應該永遠是獨立的。這就是為什么印度從來不加入任何集團的原因。當這個世界劃分成許多集團時，印度確保了自己沒有卷入集團政治。我們為不結盟外交政策而自豪。”[17]應該說，這是對印度外交政策比較客觀的總結。外交上的獨立自主，意味著制訂外交政策和實施外交戰略時不受外來壓力干涉的同時，還意味著國家的外交實踐只有一個出發點，那就是維護與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雙邊的外交活動不應針對第三國，不應對其他國家和地區造成威脅和損害。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印度一直在抱怨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系中包含對印度安全的危險因素，但愈來愈多的印度戰略家意識到這種指責并沒有令人信服的根據。斯瓦蘭·辛格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在印巴的矛盾焦點克什米爾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是“嚴守中立”，實際是一種“親印度”的立場[18]。還有印度學者認為，那種以為“中國將阻止印巴關系的改善，中巴關系的發展會損害印度利益”的觀點是錯誤的[19]。對中國來說，“盡管巴基斯坦的敏感性仍會發揮重要作用，但是在決定對印政策時產生的影響將愈來愈少。”[20]另一方面，中國對冷戰時期印蘇兩國的特殊親密關系也抱著相當的警惕心理。在今天，中、印、俄三國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再將另外兩方的合作看作是對自己的威脅，相反，中印俄三角關系設想的提出，反映出有關各國對相互合作關系的認同。外交是一種實現國家利益的博弈，筆者并不否認在中印兩國的外交實踐中存在通過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往以相互制衡的因素，但是由于兩國優先考慮的是自身的國家利益，且盡量消除外來因素的干擾，所以，兩國能夠把握自己的政策與行動，不必去針對第三方。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印關系的發展一般并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擔憂。美國學者認為，“中印關系的加強最終會產生一種美、中、印三國之間的力量的‘軟’平衡，任何一國都可以通過在一對一基礎上的聯合，在廣闊的防御性戰略方面保護自身的利益。”[21]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條為西方學者所普遍認同的所謂歷史規律——當一個新的大國為自己的崛起創造國際環境時，總會引發世界的動蕩甚至爆發大規模戰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了改寫的可能性。因為中印兩國都選擇了新的發展策略和道路，其雙邊關系對世界的影響將主要是積極正面的，并不會讓歷史重演。因此，中印關系是一種存在于21世紀的新型的大國關系。 中印大國關系對中國的特殊意義第一，印度是中國外交對象中惟一一個具有三層次特征的國家，也就是說，印度既是一個正在興起的大國，又是中國的鄰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與印度的關系因此就帶上了重點性、關鍵性和基礎性的特點。如果分開來說，也許印度在這“三性”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很難排在第一位，但其集多種特性于一身的情況會大大提升兩國關系的重要性，會對中國外交戰略的全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第二，中印關系還存在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其中如邊界問題在短時間內難以徹底解決，有些問題的發展還存在諸多變數。這就導致中印關系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居于中國對外關系的重要位置。一個基本的趨勢是，兩國都將合作放在了首位，“印度的政治決策者們越來越多地將中國作為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脅’來談論。”[22]第三，中印關系發展潛力很大。《經濟世界周刊》編輯最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印度與中國：他們能一起做什么？”（India and China: What can they do together?）,回答也十分有趣：“一句話：愈來愈多”（The short answer is more and more。）[23]。僅就雙方的經濟合作而言，這兩個市場巨大、地緣相鄰且經濟發展很快的國家，目前每年相互貿易額還不到150億美元，在各自的外貿總量中所占比重很小，相互間投資還處在起步階段。現在兩國已經充分認識到經濟上的互補性，都非常看好對方的市場潛力，希望能在近期有重大的進展，在近期進行的高層互訪中就提出在不遠的將來使兩國的貿易額達到200億美元的目標。在政治領域，“中印政治家都不喜歡美國的霸權，特別不喜歡美國在亞洲的霸權”[24]，雙方的這一相同立場使合作具有了相當堅實的政治基礎。可以說，中印雙方對在諸多領域的相互合作抱有很高的期望，中國與印度高層都將與對方的合作提到戰略高度，并以極大的熱情加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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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關系是當今世界國際關系格局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的對外政策中，大國關系同樣被放在關鍵性的位置上。以“大國關系”、“周邊關系”和“發展中國家關系”對中國的對外關系進行簡約表述，反映出中國對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是把握中國外交戰略布局的關鍵所在。在論述大國關系時，中國學術界一般有兩個維度，即中國與大國的關系，以及大國與大國的關系。而在大國名單中，通常只有兩類，其一是超級大國美國以及冷戰期間的蘇聯，其二是德、英、法、日等經濟強國。20世紀后期，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迅速發展成為世界關注的一個焦點。許多國際戰略研究者認為，盡管這三個國家的發展水平不完全同步，但是其對世界格局產生的現實影響以及潛在影響將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將這幾個國家的發展稱為“崛起”,中、印、巴也由此而成為“新興的大國”。20年前，當中國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引起世人注目時，美國的印度問題專家科亨在其著作中指出人們對印度的看法還存在分歧：“世界對印度的看法分為兩類。第一類分析家認為印度會是（或已是）一個‘大國’，……另一類分析家的看法則完全不同。”[1]然而到21世紀初，對印度發展持懷疑態度的人已經大大減少，越來越多的人不僅把印度看作是IT產業的佼佼者，而且從整體上將其列入新興大國的行列。科亨以“印度正在崛起”為名撰文指出，“印度看來已經準備好在世界領導性國家（the world's leading nations）中占有一席之地。”“印度需要像一個大國（major power）那樣行事，美國也需要認識印度已經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2]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2005年1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到2020年，中國和印度將成為美國在全球經濟霸主（global economic supremacy）位置上的競爭者。”不僅如此，中國與印度還抱有“在多極化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雄心”[3]。中國學者馬加力則指出：“從目前情況看，印度的崛起是個不爭的事實，至少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4]此外，日本、法國、德國以及許多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和政治家也對印度的快速發展予以充分的肯定。有趣的是，印度學者也幾乎在同一時期開始對中國的發展持正面的評價，并認為印度可以從中國發展的實踐中得到許多啟示。顯然，隨著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國家進入大國的行列，兩國間的關系也必然會相應發生變化，成為大國關系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一般意義上的大國關系相比，中印兩國關系具有許多一致的特點：首先，中印都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綜合實力，兩國交往帶有巨人對話的特點。按通行的觀點，資源力、經濟力、科技力、軍事力以及國際影響力等共同構成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中印兩國現在還處于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但都具有國土廣闊、資源總量巨大、人口眾多等優勢，近年來又一直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從而成為當今世界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國家，就以最能反映國家總體國力的幾項指標為例：國土面積，中國列世界第三，印度第七；人口，中國列世界第一，印度第二；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中國列世界第六，印度列第十一；軍事力量，中印兩國在常規武器數量、技術裝備以及軍隊規模等方面居亞洲前列，而且都擁有核武器；國際影響力，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印度則在積極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中印還在某些科技領域領先的同時不斷提高整體水平，力爭邁進科技大國的行列。這一切表明，中印已經在迅速改變長期以來的“大而弱”形象。其次，兩國都將對方看作與本國戰略利益關系重大的國家，從而將其放置在大國的位置上。1998年，時任印度國務部長的昆瓦·辛格就認為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并不是一個領土邊界的問題，與處理印度的外交政策緊密相關。在印度主要政黨的執政綱領中，也將與中國的關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5]。這與中國對印度的態度完全相同，中國政府首腦在許多場合都高度評價對印關系的重要性，在2003年和2005年兩國政府首腦互訪時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也都把這種雙邊關系提升到戰略合作的高度。再次，中印關系的影響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雙邊關系影響，對周邊地區乃至世界都產生了一定影響，有美國學者撰文指出：“部分觀察家相信，中國和印度能夠成為合作伙伴以抗衡美國的霸權。”[6]日本學者則認為隨著中印兩國在2050年成為世界經濟大國，日本將難以避免出現“小國化”的趨勢，因此“現在日本應該改變只追隨美國的思路，建立包括亞洲在內的整個世界的共存關系”[7]。在更多研究者的觀點中都透露出一種強烈的信息，即人們愈來愈多地關注中印這兩個新興國家關系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中印關系中的新型大國關系因素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米爾斯海默寫到：“悲哀的是，國際政治從來就是一項殘酷而危險的交易，而且可能永遠如此。雖然大國競爭的烈度時有消長，但它們總是提防對方、彼此爭奪權力。每個國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這意味著一國獲取權力是以犧牲他國為代價的。”[8]按照他的理論，大國關系并不以合作、雙贏為出發點和目標，相反，大國為了達到成為體系中惟一的霸主（hegemony）的目標，總是要利用一切機會將對手壓下去，而它的對手也總是采取同樣的策略，因此大國間的競爭和對抗是永遠不會停止的。但是，與傳統的特別是西方學者心目中的大國關系模式相比，中印關系有著明顯的不同，換個角度說，中印關系中包含著一些新型的大國關系因素。第一，中印兩國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發達的大國，只是發展中國家, 是正在崛起的國家，因此其有關發展環境、策略、目標和手段等一系列政策立場都與傳統意義上的大國的政策立場存在差異。冷戰的結束對國際環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超多極”局面的出現，導致國際關系從過去的“對抗—均衡—打破均衡—對抗”模式改變為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模式，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大趨勢。九一一事件后，非傳統安全成為許多國家（包括大國和中小國家）共同關注的焦點，在反對恐怖主義威脅等許多領域里，各個國家看到了國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盡管美國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采取單邊主義政策，但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協調國家間關系，處理國際性危機中發揮的作用得到了愈來愈多國家的支持和尊重。而且，全球化進程勢不可擋，很少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完全擺脫國際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完全排斥國際合作而達到生存和發展的目標。中國和印度是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保證下開始加速發展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對兩國來說至關重要。雖然在接受國際關系游戲規則時兩國都必須做出一些讓步甚至犧牲，兩國也都有著改變現存不合理國際秩序的主觀要求，但與爭取良好的發展環境，抓住難得的發展戰略機遇期這個大局相比，兩國均無意沖擊甚至打破當前的國際秩序。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日所處的狀況根本不同。也就是說，現存的國際環境對中印兩國的發展基本上是有利的，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現存國際格局的動機，因此也就談不上會對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造成威脅。中印兩國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崛起還有待時日。事實上，更準確地說，中印要實現的是民族的復興，因為中印兩國在歷史上都曾經有過輝煌。這就造成兩國的文化傳統在現今發展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中印兩國的歷史文化是和平文化。《尚書》強調：“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選賢舉能，講信修睦”的天下大同是中國社會的理想境界。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被認為反映印度思想精華的《薄伽梵歌》的主旨是對戰爭的批判。黑天尊者克里希那教導阿朱納應在精神上保持自律，“當一個人的智慧、心意、信仰和庇護都完全堅定于至尊的時候，一個人便通過完整知識而變得完全地洗脫了疑惑”，才能“以同樣的眼光看待一個溫文有學識的婆羅門，一頭母牛，一只大象，一只狗和一個吃狗肉的人。”臺灣學者吳俊才認為：“全部的大戰書，到處都有最寶貴的事物，它教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無益于社會而使自己蒙羞的事，千萬不做’；‘成功不靠階級或家世，而賴真理、自制、慷慨和非暴力’。”[9]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就來自于《薄伽梵歌》并一直為印度政治家所推崇。周恩來在50年前的一次講話中強調，中印“兩國的東方文化有共同點。我們兩國的歷史背景，我們在文化上的共同點，都使我們之間容易互相了解。”印度獨立后第一任總統普拉薩德在談到中印關系時也指出，“我們兩個國家一直保持著文化的聯系，它強過任何政治聯系，歷經戰亂歲月依然牢不可破。”[10]主張和平的原則成為中印兩國“和為貴”外交理念的歷史淵源，也是兩國友好交往的重要基礎，正是在這一理念基礎上，中印兩國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將其運用于處理國際事務的實踐中。第二，作為正在迅速發展的國家，中印兩國都把發展經濟放在頭等重要的戰略位置上，都將21世紀的前20年看作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戰略機遇期，為達到這一目標，兩國都重視改善與相關國家的關系，以營造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中印兩國在歷史上都曾有過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輝煌，但在工業化興起之后衰落了，而且都經歷了一段喪權辱國的時期。雖然在20 世紀40年代末兩國先后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是國家并沒有如兩國人民所期盼的那樣，很快地擺脫貧困，重新強大起來。經過幾十年的不斷探索，中印終于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搭上了高速發展的列車，實現強國夢想的前景已清晰可見，因此兩國都萬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遇，都充分認識到和平對國家發展的關鍵意義。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2004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談到：“我們必須不遺余力地為和平與安全而奮斗，去創造一個新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我們能夠集中精力承擔我們最重要的責任——使我們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解決這些問題是政府的職責。同時，我們也必須放開眼光，……要迎接我們所面臨的很多挑戰，就必須與其他國家合作。”[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多次表述了中國的對外政策原則：“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我們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所有國家保持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不斷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12]這種發展目標和戰略重點上的一致性決定了中印兩國在處理相互關系時必然會堅持和平的方針。如前所述，中印是在全球化時代重新快速發展起來的，“合作”這個時代的特征會體現在兩國的發展進程之中。此外，兩國的發展基礎還比較薄弱，都不可能僅依靠自身力量達到振興經濟社會，邁入世界大國行列的目標。加強兩國間的合作，以及加強兩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合作關系到國家的戰略利益，是理性的選擇。事實上，主張合作，促進交流已經成為近年來中印外交政策的主旋律。 第三，考察中印兩國獨立后的外交實踐史，有一個特點十分突出，那就是兩國都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不受外來壓力的干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時指出，“本政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周恩來指出：“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1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半個多世紀的外交實踐中，這始終是一條沒有改變的原則。正如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總結的那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的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14]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在1949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指出：“獨立的組成部分是什么呢？它首先包含著外交關系，這是它最基本、最根本的組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一旦外交關系落入他人之手，那你就并沒有真正獨立。”[15]他將這種基本精神體現在推動不結盟運動中，在闡述不結盟運動的實質時談到：“我作為個人，更不用說我作為外交部長，都不希望任何國家、任何人放棄獨立判斷的權利。這就是我國政策的精神實質。”[16]盡管印度出于國家利益，曾在英·甘地執政時期與蘇聯建立了“準結盟”關系，但從整體上講，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印度沒有放棄的原則。在印度獨立50 周年的慶典上，時任總理的古吉拉爾指出：“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說，一個獨立國家的外交政策應該永遠是獨立的。這就是為什么印度從來不加入任何集團的原因。當這個世界劃分成許多集團時，印度確保了自己沒有卷入集團政治。我們為不結盟外交政策而自豪。”[17]應該說，這是對印度外交政策比較客觀的總結。外交上的獨立自主，意味著制訂外交政策和實施外交戰略時不受外來壓力干涉的同時，還意味著國家的外交實踐只有一個出發點，那就是維護與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雙邊的外交活動不應針對第三國，不應對其他國家和地區造成威脅和損害。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印度一直在抱怨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系中包含對印度安全的危險因素，但愈來愈多的印度戰略家意識到這種指責并沒有令人信服的根據。斯瓦蘭·辛格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在印巴的矛盾焦點克什米爾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是“嚴守中立”，實際是一種“親印度”的立場[18]。還有印度學者認為，那種以為“中國將阻止印巴關系的改善，中巴關系的發展會損害印度利益”的觀點是錯誤的[19]。對中國來說，“盡管巴基斯坦的敏感性仍會發揮重要作用，但是在決定對印政策時產生的影響將愈來愈少。”[20]另一方面，中國對冷戰時期印蘇兩國的特殊親密關系也抱著相當的警惕心理。在今天，中、印、俄三國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再將另外兩方的合作看作是對自己的威脅，相反，中印俄三角關系設想的提出，反映出有關各國對相互合作關系的認同。外交是一種實現國家利益的博弈，筆者并不否認在中印兩國的外交實踐中存在通過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往以相互制衡的因素，但是由于兩國優先考慮的是自身的國家利益，且盡量消除外來因素的干擾，所以，兩國能夠把握自己的政策與行動，不必去針對第三方。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印關系的發展一般并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擔憂。美國學者認為，“中印關系的加強最終會產生一種美、中、印三國之間的力量的‘軟’平衡，任何一國都可以通過在一對一基礎上的聯合，在廣闊的防御性戰略方面保護自身的利益。”[21]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條為西方學者所普遍認同的所謂歷史規律——當一個新的大國為自己的崛起創造國際環境時，總會引發世界的動蕩甚至爆發大規模戰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了改寫的可能性。因為中印兩國都選擇了新的發展策略和道路，其雙邊關系對世界的影響將主要是積極正面的，并不會讓歷史重演。因此，中印關系是一種存在于21世紀的新型的大國關系。 中印大國關系對中國的特殊意義第一，印度是中國外交對象中惟一一個具有三層次特征的國家，也就是說，印度既是一個正在興起的大國，又是中國的鄰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與印度的關系因此就帶上了重點性、關鍵性和基礎性的特點。如果分開來說，也許印度在這“三性”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很難排在第一位，但其集多種特性于一身的情況會大大提升兩國關系的重要性，會對中國外交戰略的全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第二，中印關系還存在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其中如邊界問題在短時間內難以徹底解決，有些問題的發展還存在諸多變數。這就導致中印關系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居于中國對外關系的重要位置。一個基本的趨勢是，兩國都將合作放在了首位，“印度的政治決策者們越來越多地將中國作為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脅’來談論。”[22]第三，中印關系發展潛力很大。《經濟世界周刊》編輯最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印度與中國：他們能一起做什么？”（India and China: What can they do together?）,回答也十分有趣：“一句話：愈來愈多”（The short answer is more and more。）[23]。僅就雙方的經濟合作而言，這兩個市場巨大、地緣相鄰且經濟發展很快的國家，目前每年相互貿易額還不到150億美元，在各自的外貿總量中所占比重很小，相互間投資還處在起步階段。現在兩國已經充分認識到經濟上的互補性，都非常看好對方的市場潛力，希望能在近期有重大的進展，在近期進行的高層互訪中就提出在不遠的將來使兩國的貿易額達到200億美元的目標。在政治領域，“中印政治家都不喜歡美國的霸權，特別不喜歡美國在亞洲的霸權”[24]，雙方的這一相同立場使合作具有了相當堅實的政治基礎。可以說，中印雙方對在諸多領域的相互合作抱有很高的期望，中國與印度高層都將與對方的合作提到戰略高度，并以極大的熱情加以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