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電視節目，發現龍永圖先生的講座對我有強烈的吸引力，很想收集龍永圖先生關于經濟方面的講座，但是徒勞無功，請問各位姐妹哪里可以找到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先生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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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也太詳細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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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宣國際傳播(集團)有限公司、泛華(北京)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辦的“2005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KSG)中國論壇”將于6月24日在北京舉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Dean David Ellwood將專程來華并在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以下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中國校友會顧問委員會成員背景介紹： 龍永圖，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中國入世 談判首席專家。 1943年5月生，湖南長沙人。1965年畢業于貴州大學外語系，1973年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1978年到1980年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擔任外交官，后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任職。1986年奉調回國，先后任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副主任、經貿部國際聯絡司司長。1993年調入外經貿部工作，2002年-2003年初擔任外經貿部黨組成員、副部長。2003年 1月至今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自1992年開始，龍永圖介入中國復關談判。1997年2月被任命為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負責貿易談判及多邊經濟與法律事務，是中國復關及入世談判的首席談判代表。2001年11月，中國終于成功地加入了世貿組織。龍永圖這位中國入世的功臣，以他的自信、果敢、從容與睿智，贏得了世界的尊敬。2003年初，龍永圖辭去了外經貿部副部長的職務，出任非官方國際組織——博鰲亞洲論壇的秘書長，致力于讓博鰲論壇成為最活躍的國際經濟論壇，成為全球研究亞洲問題最權威的智囊機構和高層次的對話平臺。2003年底，龍永圖被評為央視2003年度經濟人物。 清華EMBA開展海南移動校園活動 元月2日至5日,新年的鐘聲剛剛敲響，清華EMBA02－C、D、E班160名學生齊聚海南，開展了為期四天的移動校園活動。元月1日晚，海南省政府設宴歡迎清華EMBA師生，副省長林方略出席了晚宴，代表省政府致歡迎辭，并向EMBA學生介紹近年海南經濟的發展狀況。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黨委書記陳章武、清華EMBA學生代表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康日新分別致辭。移動校園活動中，為期四天的《商法》課程由國內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和沈四寶教授共同講授國內商法和國際商法。73高齡的江平教授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前任校長，現為北京仲裁委員會主任，中國法學會比較法研究會會長。作為中國法律界泰斗，江教授利用兩天時間講授了國內商法部分，他從經濟學家的法律層面對民商法、公司法等國內商法做了精辟的分析講解，援引大量生動案例，用深入淺出的語言闡述了專業性很強的法律知識。身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的沈四寶教授，在國際商法領域頗有造詣，并有著多年豐富的實踐經驗，他主要講述了國際商法及兩大法系、國際商務仲裁、國際直接投資及外商投資企業法、對外貿易法律制度等內容。這種以案例為主、國內國際相結合共同打造《商法》課程的教學方式，讓清華EMBA不僅掌握了國內法律的規則，也加深了對國際法律的了解，為今后實際工作中企業的全面法制化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此次移動校園還開展了“走進海南”系列活動，清華EMBA學子充分利用幾天的時間，深入了解當地的經濟投資環境與文化，為今后進一步拓展在全國的業務范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月2日上午，大家共同參觀了博鰲亞洲論壇會址，感受了博鰲亞洲論壇的深遠意義。1月3日下午，中國加入WTO首席談判代表、博鰲亞洲論壇會議秘書長、原商務部副部長龍永圖先生為清華EMBA學子做了《中國對外開放與中國入世談判回顧》的講座。講座中，龍先生生動講述了中國加入WTO的主要歷程，詳細闡述了中國對外開放與企業全球化經營的重大意義。1月4日下午，清華EMBA項目舉行了《現代管理與中國文化》論壇，海南航空集團公司董事長陳峰先生作為特邀嘉賓，與清華EMBA分享了他的傳奇經歷，并共同探討如何將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有效運用到企業中來。這次為期四天的海南移動校園活動是繼去年8月02－A、B班湖南張家界首次移動校園之后，EMBA學子第二次走出清華，走出北京，將課堂設在外地進行教學，并與當地的經濟文化緊密結合。此次活動得到了海南對外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長、02－C班學生周晨同學及相關企業的大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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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永圖：我是這樣一個“洋務派” 時勢造英雄，是時勢把我推到前面去了。國家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舞臺，這是歷史的機遇，我抓往了這個機遇。 離開了政府就算退休，是一種過時的理念。我去博鰲就是要建立一個大平臺，讓全球了解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崛起。 世貿組織被比作經濟聯合國，實際上，在一般情況下，它對一個國家在經濟上的影響，遠比聯合國對一個正常國家的政治影響大。改革開放的中國，徘徊在世貿組織之外，對經濟發展非常不利，也跟一個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一度，加入世貿成為中國人的一個心結，一個中心話題，舉國爭說，媒體天天有這方面的新聞。前方的談判桌上的每一絲動靜，都牽扯著國人的心。經過十余年艱苦的努力，經過難以細數的周折，“黑發人都談成了白發人”，3年前的12月11日，入世終于成為了現實。 龍永圖，作為中國復關及入世談判的首席談判代表，眾望所歸，受到國人英雄般的歡迎，也受到媒體明星般的待遇。功成名就之后，他退出外經貿部副部長職務，出任國際組織——博鰲亞洲論壇的秘書長。這同樣是一個出鏡率高的角色。 三年時間悄然而過，根據中國的入世承諾，實現全面開放的時間正在到來。而在此期間，中國商品在國際上頻繁遭遇反傾銷的不利地位，在媒體上又出現了某些入世承諾“過度讓步”議論。入世的沖擊是全方位的，從政府行為到經濟運作。12月11日，中國入世協議生效三周年的日子，也是龍永圖接受本刊采訪的第二天，新華社消息認為，我國加入世貿組織3年，出現了“5大變化面臨8個問題”，概括了三年來的正面成效和正在面臨的挑戰。 此間，龍永圖幾乎每天都在媒體上出現，他穿梭各地演講，高屋建瓴地解讀正在發生的現實和展望未來的走向。他的行程非常緊張，抽不出完整的時間，經過幾天的預約，終于在12月10日上午，在他剛完成一個演講后，于廣州東方賓館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采訪。 而當天下午，龍秘書長還要在深圳演講。對于一個人物報道來說，這點采訪時間似乎比較勉強。采訪結束的時候，龍永圖說，接下來再溝通，“我可以補充很多細節”，可是，由于截稿時間的關系，這個想法后來也沒法兌現了。 但是，龍永圖很會跟媒體打交道，應該說，在穿西服打領帶的新一代部級干部中，龍永圖可能是在非政治場合與媒體打交道最多的人。一方面，他有他固守的東西，不隨媒體的預設調動，另一方面，他也很容易抓住問題的要領，讓人感到他激情而快速的思維，也令人聯想到被媒體廣為報道的那些他在國際商業談判中的凌厲風格。 對于龍永圖來說，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時刻，他在人生峰巔時期完成的事業，正在改變中國的現實。面對采訪，他感慨系之地回溯了他這個當代中國“最大的洋務派”的出生環境和精神血脈，也澄清了目前媒體上莫衷一是的言論。 “國家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舞臺” 人物周刊：中國加入世貿三周年（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正式簽署入世文件）了，你是為此作出重要貢獻的人，今天，你已經以另外的身份在工作了，你認為你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做了什么？你怎樣評價你的工作？ 龍永圖：時勢造英雄，是時勢把我推到前面去了。國家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舞臺，這是歷史的機遇，我抓往了這個機遇。 但是，歷史已經過去了，不能老躺在歷史的功勞簿上來說當年的事情，往前看嘛，入世三年，既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也是新的歷史的開始。 人物周刊：近來，面對有人批評中國在“入世”承諾中對反傾銷條款做了過度讓步，你的回答是“不”，你說“任何事情都要從大局出發，在這方面，我和我的談判團隊沒有任何遺憾”。你還說“如果某些反傾銷條款的讓步對中國經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個人愿意為貿易付出的代價承擔任何責任”， 但“中央的決定完全正確” 。媒體上有文章批評說，“你負得了這個責嗎？”，問題是，對于入世談判這樣一個復雜的工程來說，事后看起來有個別遺憾，或者當時看不明白的地方，不是可以理解的嗎？你為什么要這樣“大包大攬”？ 龍永圖：那是一時的表達上的問題吧。我覺得不能斷章取義嘛，當時的語境是，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一個記者插問，對入世三年有什么評價，我就簡單地講，入世三年，證明中央的決策是正確的。記者馬上又問，那幾條不利條款，也是正確的嗎？我不能講那三個條款中央的決策是錯誤的，我只能這樣講，如果有什么后果的話，只能由我一個人來承擔。我說應該看上下文，記者的報道應該全面，不能抓住后面幾句話。實際上像這樣大的事情，確實不能也不需要一個人來承擔。但是，在當時的上下文中，我剛剛說完中央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他提到不利條款，我不能講中央的決策是錯誤的。 人物周刊：問題是，“不利”也不見得不正確，是嗎？ 龍永圖：那是一種著眼長遠、利弊權衡的結果。 人物周刊：有一篇報道你的談判風格的文章，從行文看來是出自第一手的采訪，文中往往把對手描繪得很不堪，在那一篇報道中，至少說到你三次憤然離席而去，還有幾次落淚，還有“把老美趕出會談室”，叫他“學會了尊重與禮貌再來”的描寫——好像你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在差不多的時間，又有一篇報道卻是這樣寫的：“龍永圖自稱在談判桌上是屬于那種‘比較心平氣和的人’”。到底哪一個是真實的龍部長，或者兩種情況是怎樣統一在你身上的？ 龍永圖：中國入世的談判這么長，沒有哪一個國家有我們的談判這么艱難。在漫長的談判過程中，認識也是不斷進步的，例如后來放棄了單純的保護越多越好的想法，同時，我們的制度環境也在不斷進步。 談判本身就是妥協的藝術，急是急不來的。關鍵在于堅持自己的大原則，守住自己的底線。總體上來說，我是一個理性的、爭取雙贏的人，但一個人總是有血有肉的，有他感性的一面，我覺得這兩個是統一的。說到談判代表，各為其主吧，美國人當然是站在美國人的利益立場，但美國那么大，談判時間那么長，各人有各人的性格，有人比較粗魯，有人比較莊重。 人物周刊：博鰲亞洲論壇是一個什么組織？如何成立的？ 龍永圖：博鰲亞洲論壇是亞洲的一些前領導人發起一個組織，是亞洲的一些領導人和企業家對話的一個高層平臺，是促進亞洲經濟合作的一個組織。對于中國更好參與亞洲經濟的一體化的進程、對于亞洲各國更好地了解中國，是很重要的。 人物周刊：您為什么要辭去外經貿部副部長這個職務，轉而主持亞洲博鰲論壇呢？ 龍永圖：說是辭去，這是對外講的，實際上是組織上決定我去了。因為亞洲論壇設在中國，它的秘書長需要一個中國人去擔任，所以當時推薦我去。應該說這個工作對于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延續吧。 能說我不當部長而當秘書長就算退休了？不是的，這還是一種官本位思想的影響，好像一個做官的人不做官了就是退休。比如在美國，一個四十多歲的部長，他不當部長去了一個大的公司當董事長，幾年以后，他又回到政府當部長了，你說這叫退休嗎？不叫退休。離開了政府就算退休，是一種過時的理念。不能說在政府干就叫工作，到了民間團體，就叫退休。什么叫退休？退休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了。 所以我想開辟一條新的渠道來反映民眾的聲音，從而升華為政治決策。在多樣化的社會，我們應該聽取各方面意見，讓民眾參與管理，監督政府更清廉更有效率，這是我想做的一些探索，我去博鰲就是要建立一個大平臺，讓世界聽到亞洲的聲音，讓全球了解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崛起。 人物周刊：你用多少精力擔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和國際問題研究院的院長職務？ 龍永圖：也沒有用很多時間。我不是經常去講課，但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我都要去。 作為一個國際高層論壇，需要產生很多重要的思想，重要的觀點，需要有很大的智力支持，而復旦國際關系學院在全國是一個很好的學院，它的美國中心和亞洲中心都是很好的。另外，我也經常參加一些國際會議，我也會把國際上的新思想帶到學校去。所以，他們請我去，是一個雙贏的事情。 人物周刊 ：你現在的待遇怎么樣？即便保持部長待遇，部長的收入也很低呀，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有工資嗎？ 龍永圖：當然還是副部長待遇。博鰲亞洲論壇是一個國際組織嘛，它的秘書長是有工資的。 人物周刊：有沒有打算寫一本自傳，或者寫一本有關中國入世談判的歷史書？ 龍永圖：哦，現在時機還不成熟。 “我的血脈扎根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 1965年，從貴州大學外國文學系畢業的龍永圖，懷抱理想來到北京。貴州乃偏僻之地，龍永圖自述，他在北京第一次喝汽水，覺得味道像吃藥，考慮到是一毛錢買來的，又不忍丟棄。單位給辦的公車月票，他以為只能乘坐上班的一條路線，到別的地方去曾經走過一個多小時路也不去坐車。 然而就是他，后來成為中國最早搞懂國際貿易規則的人之一，成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功臣，成為中國最大的“洋務派”。 英文是做“洋務”的基礎，龍永圖說，由于長期用英文思考，一些同事評價他在演講和談判的時候，“英文比中文好”。龍永圖說，他年輕的時候非常喜歡文學，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報上發表文章，當時很想做一個作家，考上的是貴州大學中文系。但是，英文系很少人報名，學生不夠，英文系的一個老師是他中學的老師，他知道龍永圖的英文很好，勸他轉系。說你不是喜歡文學嗎，學了英文以后就可以直接讀莎士比亞，讀狄更斯了——應該說，英文改變我的人生。 英文第二次改變龍永圖的人生，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了。當時，他已經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留過學，又在美國工作過多年。有人找到他，說一位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官員，地方口音很重，很多人聽不懂，但這個談判很重要，一定要翻譯好。龍永圖“翻譯好”了，成為他進入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和經貿部的一個因素。 當然，英文只是做“洋務”的一個技術條件，最根本的一條則是愛國。龍永圖說，有人說我是中國最大的“洋務派”，當然，這多半是善意的玩笑。但是，一個“搞洋務”的人怎樣捍衛國家利益，則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拿我個人來說，我的一切跟我的人生經歷有很大的關系。下面是龍永圖自述他的“血脈”。 “我是湖南長沙郊區出生的。當時兵荒馬亂，長沙經常被日本飛機轟炸，我們一家從長沙市遷到郊區一個親戚家里面，我后來就在那里出生。 前一個月我去了我的出生地，這是為了卻我父親的遺愿。我的父親去年去世了。從我的小學到大學，特別是后來我事業比較成功的時候，我父親總是跟我講，你一定要到你的出生地方，找到那些有恩于你的人。 我出生的時候是難產，我媽媽生了四十多個小時生不下來，當時覺得沒有希望了，村莊里一個農民找到我家里，她說她給自己家里面的人接過生，我們沒有辦法了，只好讓她來，我的媽媽和爸爸告訴我，她用的辦法就是用腳在母親的背上踹，最后總算救了我們母子的命。另外，難產后的媽媽沒有奶水，剛好這個接生的鄉親的嫂子，正在哺乳，她就給我喂奶，成了我的奶娘。 我的父親說，我的奶娘和給我接生的人，是我一生中的兩個恩人，叫我一定要找到她們。在父親的晚年，我的工作非常忙，經常出國，父親說了很多次，我一直沒有時間回去，父親去世之前說，我給你說了那么多次，你都沒有回去，父親對此很不滿意。 這件事情也一直擱在我心里。我上一個月回去了，在入世三周年的前夕，我才回去還父親這個愿。 回到我出生的那個村莊，給我奶吃的老太太還在，身體還健康，我進屋去見她的時候，她正在烤紅薯吃，見了我，啊她那個高興。我們從來講，是人民的乳汁養大的，這話對我不是個比喻，實在是這樣的。給我接生的恩人已經去世了，我見到她的孩子們，也像親人一樣。 我還了這個愿。我的一生中，有這么多恩人。受人滴水之恩，自當涌泉相報，是我做人的原則。 所以，像我這樣一個‘搞洋務’的人，從生命一開始，就深深扎根在這片土地，對我最有恩的人，就是中國最基層的人，我這個搞洋務的，血液里流的是最基層中國人民的血。” 龍永圖，1943年5月生，湖南長沙人。1973年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1978年到1980年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擔任外交官。1986年奉調回國。 自1992年開始，龍永圖介入中國復關談判。1997年2月被任命為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負責中國的復關及入世談判。 2003年初，龍永圖辭去了外經貿部副部長的職務，出任非官方國際組織——博鰲亞洲論壇的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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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永圖：戰略機遇期和中國的對外開放 本世紀初二十年，中國面臨了二十年的發展機遇期這確實是很重要的問題，當然形成中國所面臨這樣一個戰略機遇期有很多內部外部的因素，也有很多主客觀的因素，內涵應該說是非常豐富的，但是我覺得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給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帶來經濟發展的歷史機遇，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抓住這個機遇，我認為我們中國抓住了這個機遇，因為中國正在堅定不移地實行一個改革開放的政策，那么這兩個東西相結合，也就形成了我們中國面臨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也就使得我們中國能夠在一個全球化的這樣一個大的舞臺上，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在經濟全球化這樣一個大的舞臺上，實現我們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實現我們中國經濟大的發展，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很好地研究這兩個問題。 從過去五年，也就是本世紀初的五年，也就正好是我們中國十五計劃這五年，正是因為我們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前提之下，堅定不移地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所以我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那么在這樣一個五年當中，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可以說是過去五年當中，中國為了參與經濟全球化而采取的一個最重要的對外開放的一個戰略措施，這個戰略措施的實行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剛才主持人已經講了關于汽車的發展問題，實際上我們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我們中國的外貿從2001年的5000億美元一下躍入去年的1。1萬億美元，我們中國在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是第六個世界貿易強國，現在已經是第三個世界貿易強國，一年一個臺階，我們過去也是吸入了1700多億（美元）的外資，所以應該說取得的成績確實是比較令人注目的，印象深刻的。我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意義更重大的就是在我們中國經濟迅速崛起這樣一個大的階段里面，到底中國用一個什么樣的形象展現在全世界的面前，這種形象對于我們中國今后四五年繼續沿著這條道路發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做了兩個基本的承諾，一個就是遵守以世貿組織的法律框架為基礎的國際規則，也就是遵守國際規則，一個就是我們要繼續地逐步地開放中國的市場，所以總結起來我們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做了兩個基本承諾，一個是遵守規則一個是開放市場，當一個國家對于國際社會莊嚴的承諾遵守國際規則的時候，那么這個國家對于全世界來講就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因為對世界很多人來講，一個國家不管它多么強大，如果這個國家是承諾遵守國際規則的，這個國家就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它就不會對其他國家造成什么威脅，從經濟上來講，如果一個國家對世界上承諾了它不斷開放自己的市場，那么這個國家不管經濟多么發達，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越發達對全世界的貢獻就越大，也不會對世界構成什么威脅，所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中，對國際社會做出的這兩個基本承諾，遵守規則和開放市場的承諾，在為中國樹立一個開放的負責人的大國形象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這幾年我們中國的經濟發展那么快，對外貿易、吸引外資發展那么快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從對內來講，我們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應該說是我們對外開放一個很重要的舉措，也就是大家所講的以開放促改革，比如說我們這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對世界貿易組織做出了關于讓我們整個經濟和貿易體制透明度增加的這樣一個承諾，透明度應該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么過去我們那么多年，我們中國政府簽訂了2300多個法律法規，如果包括地方的法規的話我們差不多去年簽訂了19萬個地方法律法規，這樣使得我們整個法律體制變得比較透明，這點對改善中國的投資環境和貿易環境應該說非常重要的，實際上也為我們中國也建立一個穩定的透明的可預見性的法律體制，這是我們中國對于經濟體制改革很重要的一個方面，起很大的促進作用， 比如說我們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引進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國民待遇，所謂國民待遇就是說一個國家在對待外國公司的時候和對待本國的企業，應該采取同樣的待遇，由于我們引進了國民待遇的原則，在國內引起了一場很深刻的辯論，如果我們要對外資企業給予國民待遇，給予同等的待遇，那么首先我們必須在國內給予我們所有的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民營企業同樣的待遇，大家知道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面，我們民營企業在很多方面，比如像貸款，取得土地，還有一些敏感領域里面市場準入，都有不同程度的歧視，由于我們引起了國民待遇的原則，而且人們理直氣壯地去說如果我們要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的話，我們首先要對我們國內所有的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實行平等待遇，這就使得我們在中國能夠形成一個平等的競爭環境，這樣對我們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具有非常深刻的意義。 而像透明度，國民待遇這樣一些原則是我們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程當中從外國引進的，而引進了這些原則有力地促進了我們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法律體制的建設，所以我們中國這幾年取得那么多成就，我認為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確實有非常深刻的關系 說明我們中國政府當時加入貿易組織的時候，就是為了利用這樣一件事情，來使我們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更好地利用經濟全球化給我們中國帶來的機遇，所以我就覺得我們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有一個比較深刻的認識，不僅僅是幾個數字，而是對我們中國的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對我們中國的整個對外形象都產生了重大的深刻的積極的影響。 最近很多人都問我，他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應該說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應該更好，為什么現在突然出現這么多的針對中國的反傾銷，中國和國外出現這么多的貿易摩擦，是不是全世界都在圍堵中國的出口產品，其實這個問題我覺得當然提得還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們更深刻認識整個進程背后的基本事實，我覺得我們對這個問題就會有比較深刻的理解，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的貿易摩擦，我認為首先一點，就是因為中國的貿易量做大了，你的貿易做的越多，你的貿易伙伴越多越容易發生摩擦，我在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曾經舉一個例子，世界貿易組織就像一個大菜市場，中國只不過是擔著兩擔青菜進場的很小的不起眼的賣主，那隨著我們中國的經濟貿易發展我們中國會逐漸成為這樣一個大菜場里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中國現在確實成為這個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說在大菜市場里面我們中國已成為了第三大買主，也是第三大賣主，這個地位就不一樣了，由于我們這個地位不一樣了，所以我們和其他一些買家賣家，特別是一些大的買家賣家必然會有一些貿易摩擦，必然會有一些爭論，再加上工商局稅務局眼睛都盯著你，所以貿易摩擦多一些，這也很自然，這是中國的貿易量不斷增加的結果。 還有中國這幾年經濟的發展使得我們很多的產品具有相當大的競爭能力，比如我們的紡織品，我們的家電，我們的鞋有很強的國際競爭能力，當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到了全球領先的時候，這個國家這些產品的出口必然成為眾矢之的，按照我們紡織品的出口競爭力來講，我可以舉個例子，現在日本70％的紡織品都是從中國進口的，因為日本沒有實行紡織品進口配額制度，也就是說從理論上來講，我們中國紡織品的競爭能力可以占領全世界70％的市場，當一個產品，當一個國家的產品能夠有能力打遍全世界，占領全世界70％的市場，（出圖表）那么全世界對這個國家出口的這個產品采取某種貿易的措施，我認為是必然的現象。所以大家理解這也反映了我們中國在某些產品方面，我們確實已經進入了全球第一流的競爭能力，樹大招風，招來那么多風，那么多摩擦。 那么對于出現這樣頻繁的貿易摩擦我們怎么辦，我認為還是以前我們兩句老話，一個是從戰略上藐視它，因為雖然我們中國不斷遭受國外的反傾銷和貿易摩擦，畢竟遭受反傾銷的數量占我們整個出口數量還是很小的一部分，比如2003年我們中國出口的整個出口的產品當中遭受反傾銷的也不過只占0。3％，去年也就是0。5％，這就說明從絕對數量上來講我們中國所遭受反傾銷的數量比較大的，但是占我們整個出口的比例還是很小的，可以說不構成我們中國出口產品的主流，所以我們應該把這一點看得很清楚，我們在國外遭到反傾銷，不是我們中國對外出口的主流是什么？我們對外出口的主流是什么，就是我們每年以20％，30％，35％這樣的速度遞增，這是我們中國對外貿易的主流，（出圖表）所以我們覺得在戰略上要藐視它，不要把它這個事情看得好像是不得了，中國簡直遭到全球的圍堵，我們對外貿易的形勢出現了很糟糕這樣一個局面，這樣的話就會形成一種驚惶失措，甚至對整個形勢出現一種誤判的結果，這對我們整個更好地搞好出口是不利的，所以我們中央領導同志一直在講，對于反傾銷的問題、對于貿易摩擦的問題我們要采取平常心對待，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理由，這樣我們才會比較冷靜地面對這樣一些新的形勢。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戰略上要藐視它。 但是在戰術上我們確實要重視它，雖然我們遭受反傾銷的數量就幾十億美元，但是對于出口這些產品的企業來講，比如打火機也好，比如紡織品也好，比如鞋也好，這個企業遭受的反傾銷如果我們不在反傾銷這個抗爭當中得勝就意味著這個企業要退出市場，退出國際市場，或者意味著這個企業要面臨破產，對于這些遭受反傾銷的企業來講，就是百分之百滅頂之災的可能性，那么我們當然對于他們來講，對于這些企業來講，國家一定要支持他們，行業協會一定要支持他們，爭取抗爭，爭取應訴方面的勝利，因為對于他們來講這個太重要了，所以我就覺得在應對反傾銷的問題上要從戰略上藐視它但從戰術上重視它，不要說因為它只占我們整個對外出口的不到1％，我們就不重視了，這是不對的，這對我們整個的遭受反傾銷的企業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而且如果我們中國不認真對待這些反傾銷，可能反傾銷會越來越多，所以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就要比較辯證地認識這個問題，就是要從戰略上藐視這樣的事情，但是戰術上要重視這樣一些事情。 總之來講，對反傾銷的問題，貿易摩擦的問題，我覺得還是有兩句話，就是兩手都要硬，怎么叫硬呢，對外交涉我們要硬，對有些國家特別是一些大國，實行百分之百貿易保護的措施，嚴重違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我們當然要在國際舞臺上，特別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里邊和它進行斗爭，這手要硬，但是我們認為另一方面我們對內，我們怎樣消除內部的惡性競爭，避免貿易摩擦的產生，這手也必須要硬，我曾經到一個省里面進行調查，過去有些企業，出口到歐美市場的襪子，它們在美國可以賣到四個美元一打，在日本可以賣到六個美元一打，但是由于我們生產襪子的工廠企業太多了，所以相互殺價，惡性競爭，最后把全球襪子的價格搞到99個每分，不到一個美元，這個對于那些買襪子的國家來講當時不可以接受的，對他們來講這個價值簡直太過分了，對于我們自己生產襪子的企業來講，我們確實是做賠本的買賣，（出圖片+說明）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反傾銷的問題上，我們對內怎么樣進一步的整頓好這個市場的秩序，杜絕這種或者是減少這種惡性競爭的局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這幾年吸引外資越來越多了，與此同時，我們的外匯儲備越來越多，有些同志就問，我們的外匯儲備那么多為什么還要花那么大的力氣招商引資，引進外資，我們引進外資是不是太多了。首先我覺得從數字上來講，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特別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們吸引的外資并不算多，商務部有一個材料，我們中國吸引的外資，只不過占我們去年GDP的3。8％，應該說這個比例還是很低的，從人均吸引外資的數量來講，發達國家差不多是500美元，每一個人，每年，發展中國家也是100多美元，107美元，我們中國去年平均才引進了41美元，比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還低一半，所以整體上來說我們吸引的外資并不是很多，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還要有清醒地認識。 另外有些同志提出來我們現在吸引的外資主要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項目，實際上是我們中國賣苦力，我們基本上處于產業鏈的低端，所以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有人講得比較絕對了，說是不是吃虧了，但是我覺得我們對待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還要有一個準確的認識，就是說要了解一下我們中國現在的基本國情，就是特別是對于年輕同志來講我們一定要了解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什么叫基本國情，中國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幾千萬人沒有脫貧，我覺得我們要時刻牢記中國的基本國情，不能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對外貿易的發展，一下就沖昏了頭，忘乎所以，所以就開始抱怨我們為什么要處在產業鏈的低端，我們必須走到中端，必須走到高端，這個愿望是好的，但是我們中國的國情就是這樣，比如說，我們中國這幾年吸引外資我認為最大的成果不是得到幾千億美元，我認為最大的成果是解決了幾千萬人的就業問題。 這是具有非常深刻意義的，我們要牢記我們還是一個窮國，我們所有的政策目標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就業，大家都知道國際上一般來講，一個政府最大的政策目標是什么？就是就業，一個是增加稅收，可以說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我前幾年到馬來西亞去的時候，當時也是去參加馬來西亞的一次招商會，在座有很多的外國企業，當時馬哈蒂爾前首相發表演講，他說我們馬來西亞就兩個重要的政策目標，一個是就業一個是稅收，他說如果這兩個目標發生沖突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稅收而選擇就業，馬哈蒂爾就是這樣的認識，我覺得我們也應該看清這樣一種，所以我們中國吸引外資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決就業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得不在一段時間里面處在產業鏈的低端，因為我們最大的相對優勢是我們有廉價的勞動力，這是中國的相對優勢，如果我們忘記了我們中國這個相對的優勢，那我們就忘記了中國的國情，就忘記了我們在整個國際分工當中應該處的地位，當然并不是說我們要中國永遠處于產業鏈的這個階段，我經常講我們不可能永遠長期這樣發展下去，我們必須逐步會從產業鏈的低端走向中端走向高端，但是我們現在可能還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基本上處在產業鏈的低端，因為我們現在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就業的問題。不要忘記這一點，所以這是一個優先次序的判斷問題。 但是我講我們不能容忍長期處于產業鏈的低端，我們不能容忍生產一件襯衫中國拿10％的加工費，30％的利潤給品牌的所有者拿去了，40％的利潤給零售商批發商拿去了，我們只拿了10％的加工費，（出圖表）這點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使這個情況已經延續了二十年，從我們改革開放開始，現在我們覺得應該開始改變這種局面，特別在我們一些有競爭能力的一些行業必須改變這個局面，要逐步的使我們從產業鏈的低端走向中端和高端，我們必須要有這種志氣，如果我們永遠長期處于低端的話，就是我們無所作為， 就像是我們現在很多人在討論我們2008年奧運會的金牌，我們肯定都在講，我們在某些項目上，比如羽毛球，乒乓球，跳水，我們要力保世界冠軍，這些地方我們就要創造世界的品牌，我們有條件，在有些行業里面比如田徑整體上我們不行，但是在劉翔的110米跨欄，在一些中長跑項目上有可能繼續拿金牌，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某些項目里面我們是暫時沒有優勢，沒有一個中國人說2008年一定要把足球金牌拿下來，人家覺得你這是講胡話嘛，瞎吹牛，當然我們不是說我們永遠不想拿這個足球金牌，所以我們派很多人去國外打球，派一些小孩去巴西練球，就是為了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我們中國人是不是能夠拿到亞洲的金牌，世界的金牌，所以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就要有一個具體問題上具體分析。這個問題上的口號是有的，但是要扎扎實實做很多的工作，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們中國能不能做到，用什么樣的方法來做比較有效，因為我們不可能浪費太多的資源，不可能耽誤太多的時間，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緊緊抓住這個機遇期，所以對這個外貿的問題也好，對外資的問題也好，都要從中國的基本國情來出發，來使得我們中國能緊緊抓住這樣一個戰爭機遇期，中央提出對戰略機遇期有八個字，一個是緊緊抓住，一個是確實用好，緊緊抓住就是我們不要因為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不足，瞎爭論，浪費很多的時間，讓我們丟掉寶貴的戰略機遇期，比如對外貿的問題對于貿易摩擦的問題，不要大家覺得現在我們面對一個很困難的局面，全世界圍堵中國，從而對我們整個的對外貿易形勢產生誤判，然后政治化，情緒化，把我們整個對外經濟貿易關系搞得很緊張，這才會誤了我們的大事，比如外資，我們處于戰略的低端，產業鏈低端，我們不能容忍了，我們不搞什么加工貿易了，中國再也不要生產襯衫了，再也不要搞鞋襪了，我們要搞高技術的，如果我們讓這樣一些想法占了上風，那么現在全球產業向中國的大轉移，也就是說全球向中國的大投資的這樣一個大的趨勢可能會中斷也可能會放緩，因為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主要是看中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情況都比較穩定，再加上中國的勞動力具有全球的競爭能力，而且在今后二十年還會有競爭能力，那將來中國會有很大的市場潛力，所以才形成全球的外資向中國涌來，使我們中國能夠利用全球的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來發展自己。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自亂陣腳對一些無謂的問題進行爭論，或者在對一些重大的政策問題上發生動搖，那么我們可能會喪失這個機遇期，所以我們要緊緊抓好這個戰略機遇期，而且要把它切實用好，切實用好就是要扎扎實實地分析好我們中國的國情，不要搞一刀切，這樣子我們能夠把這個機遇期很好的用好，我們中國現在少部分人當中有一種浮躁的情緒，認為中國發展得很好很快，所以我們就想急于求成，有些人又想搞大躍進，當然這還是少數的，這些東西對我們是最有害的，我覺得我們還是對我們中國的發展要有一種緊迫感，要有一種危機感，要知道我們中國還是一個窮國，我們在人均國民收入當中排一百名以后，這是一個基本事實，我們在北京、在上海、在廣東確實看到了非常繁榮的情況，但是我們如果走到西部地區去，說老實話有時候我到了我們老家，到一些農民家里面，我自己內心是在流淚的，這是中國的基本情況，如果我們不解決這樣一個情況的話，我們中國不可能成為一個世界經濟強國，一個世界經濟強國如果有那么大的貧富懸殊的話他叫什么世界經濟強國，也不可能認可你這樣一個經濟強國，所以我們人均GDP才一千多美元我們有什么驕傲的地方，我覺得還是要沉下心來，所以我講話有時候大家都覺得你是不是有時講的太悲觀了一點，我覺得我們越是在成功的時候越要強調我們的緊迫感危機感，越要強調我們還有那么多窮人，這點我就覺得是每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能夠真正洞察中國國情的人必須做到的。臺下觀眾紛紛向龍永圖拋出問題，中國發展汽車自主品牌的問題，龍永圖到底是什么意見？他是否贊成中國發展自己的汽車品牌呢？ 觀眾： 最近我在報刊上看到許多您對汽車自主品牌問題的回應。那么我想請問一下您為什么不贊成中國汽車發展自主品牌呢? 謝謝您。 龍永圖：我覺得你最后這句話，就讓我很尷尬，我從來沒有說過我不贊成我們中國的汽車要搞自主品牌我講了一句話惹出一個很大的爭論，我講了什么話？我就說我們不能夠為搞自主品牌而搞自主品牌，這句話本來是很明確的，但是我遭到了很多的批評，就像我一個人講，比如你講，我們不能為吃飯而吃飯，那么第二天很多人攻擊你，說是這位小姐提倡我們不要吃飯，我們不必吃飯，當然給你駁得體無完膚了，實際上你并不是這個意思，你是說我們不能為吃飯而吃飯，我們要為活得更好，活得更健康，活得更美麗，吃得更開心而吃飯。 實際上可以有很多話題可以講的，我并沒有講我們不要搞汽車自主品牌，我覺得如果我講出這句話的話，那么我確實沒有能力和任何人進行爭辯，我的意思就是要搞汽車自主品牌我們應該認真分析一下我們當前面臨的形勢。因為現在我們中國的汽車市場，90％都是合資生產的，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把全球最大的汽車制造廠都引進到中國來，而且我們中國入世的時候提出一個條件就是所有的汽車整車在和我們中國的汽車制造廠合資的時候，（控股比例）必須是50％到50％，他們不能控股，也就是說，說到底如果所有的中國汽車制造業都給外資和中資合資的企業所控制，我們中國人至少還有半壁江山，所以我現在回憶起來當時這樣一個條件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現在確實面臨一個什么問題，90％的汽車都是合資企業生產的，這個時候我覺得我們現在要對整個汽車的自主品牌進行一個具體的分析，就像剛才我講到的為了爭奧運金牌我們要進行具體的分析，比如汽車并不是說所有的汽車門類我們都沒有競爭能力，比如說我們生產的卡車大轎車我覺得我們還是不錯的，質量很好，我們可以在卡車大轎車上，我們先搞中國的自主品牌，馬上就搞，而且大搞，小轎車比如說小排量的我們也可以開始搞，但是注意中高檔的轎車我們現在確實很難和這些大的汽車巨頭，去競爭。這個時候我覺得我們可以開始做一些培育汽車品牌的工作，但是不要遍地開花，不要花太多的資源精力來搞這個事情，我的一個觀點就是不要為自主品牌而自主品牌，自主品牌的目的還是要發展中國的汽車工業，我認為更主要的是滿足我們的汽車工業怎么大發展，大發展的過程當中給我們的工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給我們中國的政府提供更多稅收，這樣才是發展汽車工業的目的也是搞汽車品牌的目的。 觀眾提問：我有一個關于中國紡織品出口的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紡織品貿易談判已經進入了第六輪，但是還沒有一個可觀的結果， 那么中美之間能不能達成像中歐一樣的紡織品框架協議，您對這件事情有一個怎樣的預期？ 龍永圖：我認為中國和美國在紡織品的進口和出口的問題上是有共同利益的，美國的市場需要中國的紡織品，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如果美國的市場根本不需要中國的紡織品，那我認為達成協議的機會就很少，因為沒有雙贏的基礎，我對中美達成協議有信心就是說中美達成協議對雙方都有利，我認為現在尚未形成協議，只不過是在達成協議的一些細節上可能還沒有形成一些共識，需要時間。我們可以等待，需要有耐心，中國入世談了15年我們都有耐心，我們跟美國談判也不過就一年，大家不要太著急，我認為是可以達成協議的。 當然，中歐那種紡織品協議，不一定是中美達成協議的一個固定的模式，中美可以完全按照雙方在紡織品問題上的利益形成一個新的框架協議，形成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這樣一個協議。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認為中歐的協議就是一個最好的協議，不一定，如果中歐的協議是個最好的協議的話，為什么后來歐盟又反悔了，為什么要那么大幅度增加配額，就說明他不增加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很多歐洲商場的貨架就空了。當時歐洲人跟我們達成協議的時候，他低估了歐洲對中國紡織品出口的依賴程度。是他們自食貿易保護主義的結果。所以我們希望美國不要走歐洲的這條道路，所以在這一點上我想講的第一我對中美達成協議是樂觀的，第二我希望達成一個更好的協議，這對中國紡織品出口和美國市場的利益都是一個更好的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