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看書，看到此句。不知何解，故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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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三策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竇氏駕崩，漢武帝乾綱獨攬。建元初年被扼殺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漢武帝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在內外政策上進行一系列變古創制、更化鼎新。他在元光元年策賢良文學詔中向董仲舒問道：………………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涂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后王而后止，豈其所持操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查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與？烏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漢書·董仲舒傳》） 同時還向董仲舒強調：“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漢書·董仲舒傳》）可以看出：漢武帝求解的不是具體的一時權變之策，而是一個既能總結以往興亡治亂的歷史經驗教訓，又能解決國家現實問題，從而保證漢朝強盛的長久治安之道。是帶有規律性、普遍性、戰略性的歷史政治哲學。針對漢武帝的征問，董仲舒連上三篇策論作答，因首篇專談“天人關系”，故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 《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錄在《漢書·董仲舒傳》中。《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議如下：1。天人感應，君權神授。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春秋大一統，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對任子訾選制。天人關系說先秦時就有之，但董仲舒雜揉諸家，加以發展，吸收了陰陽五行學說和對自然現象的比附來詳盡論證，將這個學說發展成為天人感應學說。董仲舒認為《春秋》一書記錄了幾百年的天象資料，所以后世災異要以《春秋》為根據來解釋。他通過援陰陽五行學說解《春秋》考察其中與天災人事的聯系， 從而建立起“天人感應”學說。“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是董仲舒天人關系的核心。董仲舒認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認為：“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天是宇宙間的最高主宰，天有著絕對權威，人為天所造，人副天數，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論證君主權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權建筑在天恩眷顧基礎上，君權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運，進行統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應絕對服從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從而使君主的權威絕對神圣化。這有利于維護皇權，構建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天人感應在肯定君權神授的同時，又以天象示警，異災譴告來鞭策約束帝王的行為。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漢書·董仲舒傳》）這就使得臣下有機會利用災祥天變來規柬君主應法天之德行，實行仁政；君王應受上天約束，不能為所欲為，這在君主專制時期無疑具有制約皇權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約和平衡。“天人感應”為歷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響深遠。天人感應對皇帝的警策作用，據《漢書》、《后漢書》記載，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光武帝等幾個皇帝，在出現日食、旱災、蝗災、洪災、地震等災異時，都下罪已詔。后世帝皇逢災荒年實行免租減賦、開倉賑災等措施無不深受天人感應的影響。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過君權神授論竭力為君權（政權）的合理性作出證明，樹立君主的絕對權威，以次依托君權（政權）來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過天人感應論，假上天之威，對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須時刻注意天的喜怒哀樂，按上天的旨意來行事。而”天意”的解釋權則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這樣就實現了儒家對君權的限制和控制。儒家與權力的結盟使得儒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和對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強。在治國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漢書·董仲舒傳》）因此他主張“德主刑輔、重德遠刑”，并以春秋決獄，來匡正律令嚴峻的弊病。認為人君應當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倫綱常。孔孟認為人間有五倫，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則擇其要者改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再將原先儒家主張的五種德性（仁、義、禮、智、信）合為”五常”。并認為三綱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變。 三綱五常”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倫理秩序的根基。但是在同時又起到了制衡君主權力這樣一個目的，”三綱”里的”父為子綱”，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須信奉天人感應，施行仁政。董仲舒所提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是單純以尊儒為目的，它的目的是樹立一種國家唯一的統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統一來為政治上的大一統服務。他對漢武帝說過這樣一段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這段話表明人文學術脫離不了政治，坦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旨在支持政治。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統治文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不是禁絕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選拔人才和統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諸家。他向漢武帝建議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實行“德主刑輔”的仁政，希望通過廣設學校，來散布儒家道德禮儀，維護儒家地位和君主專制政權。“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臨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庫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反對“郎選”、“任子”和“貨選”等漢代官吏選拔制度。呼吁：“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認為設學校以廣教化，這是鞏固統治的關鍵堤防。漢武帝于是從其所議，“立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選賢才，舉孝廉，郡國歲獻二人，著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漢書·董仲舒傳》）教育、選官等制度服務于儒家，為儒生進入政治權力機構，參于權力運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儒生逐漸成為政治思想界的決定性力量，有利的維護了儒家的獨尊地位，董仲舒還極其推崇《春秋》。認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禮儀之大宗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認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認為孔子是帶著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義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董仲舒的學說是從維護漢朝的大一統出發的，他援引“春秋大一統”之精義：“《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把封建的大一統說成是天經地義不容更改之事。他認為應該損抑諸侯，尊王襄夷，一統乎天子，并使四海“來臣”。董仲舒以儒學為主體和外殼，雜揉各家思想，以陰陽五行學為哲學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學色彩的新儒學體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君權天授”、“三綱五常”、“春秋大一統”等觀點，將君主統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變道亦不變，為帝王的統治提供了理論根據。為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法憲制度和封建社會的秩序結構”提供了初步模板、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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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接受漢武帝三次策試的三篇文章，史稱“天人三策”。它與賈誼的《治安策》同稱為西漢的“大文”。《天人三策》和《治安策》雖然對西漢之初的作用各有千秋，但它們在歷史上有著共同的地位，尤其是《天人三策》中的“大一統”思想對中華民族大一統觀念的形成，起過非常重大的作用。 漢武帝是個志在積極有為、胸懷雄才大略的皇帝。然而，他知道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他一方面要求郡國舉孝廉，以德高者為官吏，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向全國征召治國安邦的專家。他在征召賢良的通令中誠懇地說： ……歷史上的帝王們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那時年年風調雨順，沒有怪異詭譎、山崩地震之類的事發生。他們是如何治理的呢？我自從即位以來，白天從一睜眼就開始謀求治理國家的良方，晚上躺在床上也無法入眠，思索著如何去治理我們這個國家。我就像面臨深淵、也像摸著石頭過河的人，在尋找和期求哪怕是很微小的挽救自己的力量。 我們這個偉大、美麗的國家，應該怎么做才能完成先輩們努力實現的大業，才能光大、彰顯先輩們創立基業的美德呢？怎么才能使我們的國家治理得可以與堯舜時代相仿、與三王的統治相媲美呢？我深感個人的能力是不足以成就大業、使祖宗的美德留芳百世的。這次請諸位來，是傾聽諸位所了解的古今治國安邦的經驗教訓，用來解決當今社會中的問題。 具體要求是，每人根據我出的題目，寫一篇政論文。諸位交卷后，我將親自審閱。 董仲舒從武帝的策問中，讀出了武帝求賢若渴的心情。董仲舒很高興，自己幾十年的努力終于有了露一手的機會。 策試的結果，董仲舒很滿意，寫得也很順手。雖然這樣，他心中也有些擔心。因為策試時還是有些緊張的，所以他總覺得心中有些話還沒有表述清楚。 漢武帝在審閱策試文章時，發現董仲舒的文章很對自己的思路，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進取精神。同時，武帝也發現這篇文章閃爍其詞，蜻蜓點水，似言猶未盡。于是漢武帝有了再次策試董仲舒的意向。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漢武帝又連續兩次向董仲舒提出問題，希望董仲舒具體一點，就一些社會問題做出詳細的分析，提供解決的辦法。 這是一份殊榮！從全國各地趕來策試的賢良之中唯獨董仲舒一人獲得。董仲舒心醉了。他暢其心中所思，就社會中的許多現實問題，都上言不諱地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董仲舒還大膽地提出了思想大一統的政治方略：推崇儒家生生不息的進取思想，貶抑、罷黜其它各家的思想。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發布了歷史上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漢武帝問：五帝三王之時，天下大治，其后王道大壞，滅亡相接。那么，是“其所持操或悖謬”，還是“天降命不可復反”。而“三代受命，其符安在”？又“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受天之佑，享鬼神之靈”。很明白，這是一個宗教問題。董仲舒的回答，開宗明義提出了他的天人感應學說：“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敗之道，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而天譴告的目的，不過是要人改變其失敗之道，而改行不敗之正道。 那么，什么是道？董仲舒說，道是“適于治之路”；其內容為何？“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用仁義禮樂教化，就可以長久安寧：“故圣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這就是說，要能“受天之佑，享鬼神之靈”，就必須行禮樂教化。因而教化乃是上帝鬼神的要求，是依天意行事。董仲舒還認為：“非天降命不可復反”，而是后人“所操持悖謬”，這叫做“治亂廢興在于己”。 董仲舒繼續論述教化的必要。他說，根據《春秋》，“求王道之端”，這王道之端就是：“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如何承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王者承天意行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德教”，就是教化。這再明確不過：行教化，乃是王者稟承天意。 董仲舒繼續說，孔子悲嘆“河不出圖，鳳鳥不至”，那是由于他身份卑賤。皇上你現在貴為天子，“而美祥莫至”，其原因就是“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他說萬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而教化就是防水的堤：“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教化廢而奸邪并出”。所以古之王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教化行而習俗美”。繼亂世的圣王，首先要行教化：“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 在第二策中，董仲舒講文王“順天理物”，武王行誼平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所以有成康之治，“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如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其原因是“長吏不明”，“亡教訓于下”。“亡教訓”也就是“亡教化”。第三策講“天者群物之祖”，講“天人之徵，古今之道”，講人受命于天。而命，就是“天令”：“天令謂之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樸謂之性，性非教化不成”。正因為如此，所以“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孔子作《春秋》，就是“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不用說，孔子行教化，也是稟承天道、天意。 《天人三策》，是集中論述天人之際的文獻，也是集中論述教化的文獻。董仲舒而外，還少見這樣集中論述教化的文字。欲知什么是“教化之教”，應當首先求諸于這《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的思想統治漢代數百年，此后也沒有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