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心網友

國必要先富民 中國人的貧富前景大論爭 -------------------------------------------------------------------------------- 2005年10月29日 09:35 21世紀經濟報道 　　前言：　　荀子曰：“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富國必要先富民”，只有國民富裕，才有稅收充足、需求旺盛，進而國力強勁。　　建國初期，孤島般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使得中國“勒緊褲腰帶”，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和軍 事工業(yè)，“富民”被放在較為次要的位置， 這是彼時彼境一個泱泱大國的必然選擇。　　時過境遷。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倉廩充實，國際地位顯著，民富國強已可期待。　　獨國富而民尤貧，小河干而大河滿，此種經濟發(fā)展策略畢竟只是下策，前蘇聯的解體之痛猶在眼前。將國家獨立出來，視微民生，自己給自己創(chuàng)造需求、獨立循環(huán)的經濟模式， 創(chuàng)造財富也好，毀滅財富也罷，與老百姓的錢囊無干，這種經濟增長最終將失去增長的支點。　　目前，民富的重要性被高度重視。但政策的制訂與執(zhí)行都存在種種不足。比如堅持要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總財政收入的比重，是否與之矛盾？2。6萬億的財政收入中，用于扶貧和西部地區(qū)轉移支付僅1000多個億，財政資金是不是都花在了刀刃上？　　隨著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低收入人口的問題愈來愈凸顯。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公平的機會，成為當務之急。對體制造成的分配不公應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只有制度的保障才能產生信任感和安全感。　　值得強調的是，改革開放之初所強調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仍然是一個有效的參諾。關注低收入者，與“殺富濟貧”無涉。 讓富人更富，窮人變富，在共同發(fā)展中縮小差距。　　富國先富民，關注低收入者，從根本上講其實就是一個發(fā)展的問題，與改革開放一直以來的本質目標一脈相承。　　21世紀經濟報道與中央黨校經濟學部聯合舉辦天下論衡“十一·五”規(guī)劃系列論壇第三期，探討富國先富民、關注低收入者的問題。特約嘉賓有安徽省巢湖市常務副市長宋國權、中央黨校經濟部主任王東京教授、中國社科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教授、中央黨校經濟學部石霞教授和曹新教授。此次論壇由中央黨校經濟部副主任趙振華教授主持。　　本報記者 劉巍 李振華 胡敬艷 程東升 北京報道　　轉變發(fā)展觀　　主持人：“富國富民”與“富民富國”雖然只是字的順序顛倒，卻代表了不同的經濟發(fā)展思路，中國在經濟發(fā)展進程中不同的階段選擇了相應的思路。現在“十一·五”規(guī)劃提出來，“富民強國”它的現實依據是什么？　　王東京：這是個發(fā)展觀的問題，應該從兩個坐標系看。第一是歷史眼光。新中國成立以后，如果我們立刻提出先富民再富國，那是不現實的。我們國家、民族要生存，所以要先勒緊褲帶搞建設，發(fā)展重工業(yè)，這是歷史的選擇，而不是某一個人的選擇。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開展了生產目的大討論，把“為了生產而生產，還是為了消費而生產”這個問題提出來，經過討論，大家取得了共識，生產是為了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就開始調整思路，后來陳云同志提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把中國人民的生活問題提到日程上來。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歷史的眼光，不要用今天的眼光評價歷史。　　第二是世界眼光。前蘇聯在世界上算一個強國，僅次于美國，但最后還是垮臺了，什么道理？我想它的教訓就是國家強大但人民不富裕，老百姓那么窮，就會對政黨、對國家失去信心，最后導致解體。從世界經濟發(fā)展的經驗看，治國安邦有四策：民富國強是上策，老百姓富了，都能交稅，國家也就富有了；民不加賦而國有余財是中策；民窮國強是下策；當然民窮國窮是下下策。當我們在面對外國列強的虎視眈眈時，我們要生存，所以要先搞建設。但綜合國力提上來之后，我們的發(fā)展觀就要轉變，要解決我們的生活問題。這是從歷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來看問題。　　曹新： 我認為民不富，國是不可能強的。為什么美國國家富——因為他們可以發(fā)債，有收入來源，他們有足夠的稅收收入做保障。如果民不富，那么國家也不敢發(fā)國債，因為沒辦法償還。所以我們現在提出富民富國是一種發(fā)展，只有民富了，才能國強。　　舉例來說，以前江浙一帶總是受到臺風的困擾，于是政府號召老百姓集資修海塘。但那時老百姓都窮，家里什么都沒有，最多有個錄音機，臺風來時，大家把存折一揣，錄音機一抱就跑了，誰也不愿出資修海塘。而現在老百姓富了，臺風來時，不可能把家里的東西都搬走，于是就主動出錢修海塘。實際上一個國家也是這樣，老百姓要保護自己的財產，必然會結成團對付外部列強，結果國家自然而然就強大了。所以我們講，民不富，國不強。　　這25年　　主持人：從1952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fā)展一直保持6%的增速，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fā)展速度更是保持9%以上。而日本，從1950年起與中國幾乎是同步發(fā)展經濟的，經過30年的發(fā)展到1980年時，人均的GDP已經達到了20000多美元。另一個是韓國，上世紀60年代才起步，當時人均GDP比中國還低，但經過30年到90年代中期，人均GDP也達到13000-15000美元左右。但我國改革開放都已經25年，人均GDP才1000美元，我們用了25年時間的經濟快速增長，但與別人相比還有十幾倍的差距，這是為什么？　　黨國英：恐怕這中間有一個匯率問題，匯率是反映貿易物品的比價，也反映外匯的供求，但影響生活質量的很多東西是非貿易品，購買力評價都不能反映兩個國家的實際生活對比。但是你提出的這個問題可能是存在的。我自己也觀察到，雖然沒有算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實際增速，但可以確定這個進步跟GDP的進步不成比例。即使人口因素考慮進來，增長了50%-60%，也不足以解釋這種差距。　　我覺得應該考慮一下我們長期的發(fā)展模式。我們有些經濟運行是自己給自己創(chuàng)造需求，而這塊自我的循環(huán)跟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關系不大，所以發(fā)展模式本身就存在問題導致人們生活水平提不高。一邊生產一邊浪費。　　石霞：剛才黨老師說的觀點很對的。以蘇聯為例，蘇聯的人口比我們少，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慢，但是為什么到它解體的時候，人民生活水平感覺上比咱們還差，也就是說明它的經濟模式自我創(chuàng)造、自我消費，沒有匯集到老百姓手里。他搞軍事工業(yè)、發(fā)展重工業(yè)品，這都是自我循環(huán)。實際上，我們國家在60年代也是走了這么一條路。　　另外小國發(fā)展和大國發(fā)展的情況不一樣，是沒有可比性的。日本有十幾年的時間，增長速度是12%，他的環(huán)境跟中國的發(fā)展環(huán)境是沒法比的，因為有美國在背后支持。而我國，尤其是改革開放前，經濟模式本身造成自己創(chuàng)造需求、自己消費。當然有特殊的原因，比如我們的兩彈一星，但這個是我們中華民族引以為驕傲的東西，是國家強大的需要、國家安全的需要。今天人均GDP1000美元，但咱們是跑到天上轉一圈(指發(fā)射載人飛船)的第三個國家，所以我們很多的財富，單純的數字上面不能顯現出來。　　對一個大國來講，國家體系、民族安全、外部環(huán)境、世界地位，這些他都要考慮，所以跟韓國完全不一樣。韓國作為一個小國的模式，可以傾斜到某幾個產業(yè)當中去。　　主持人： 其實在我國現階段也存在不同的發(fā)展模式，比如浙江和山東。這兩種模式是否都有可持續(xù)的發(fā)展?jié)摿Γ俊　↑h國英：提到經濟發(fā)展模式，這兩年我在東部各地方調研，逐漸形成一種看法，發(fā)現就東部而言發(fā)展模式也不太一樣，浙江和山東分別代表兩極——浙江代表民間主導型，山東則是政府主導型。而江蘇省，蘇南靠近浙江，是民間主導；而蘇北(包括南京)靠近山東，就是政府主導。至少就目前可以看到的結果而言，浙江的老百姓富，山東的老百姓差一些，這就是差別。　　特別突出的例子是青島，青島有那么多大企業(yè)，但總體感覺老百姓的生活沒有江浙的富裕。現在有人懷疑山東的經濟發(fā)展模式有沒有可持續(xù)性，我們拭目以待，不能隨便預測。不過在政府主導型的經濟中，如果政府太強大，我很憂慮。　　中央財政的定位　　主持人：2004年，中國財政收入高達26355億，這些財政資金究竟是如何分配的？我們的財政資金征收和使用應該遵循什么樣的思路？　　王東京：這些年我們一直強調提高兩個比重，即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總財政收入的比重，這顯然和富國先富民的發(fā)展思路是沖突的。為什么要提高兩個比重？過去我們搞計劃經濟時是有必要的，要集中財力辦大事。但現在是市場經濟，很多中央企業(yè)下放到地方，已經改制了。過去中央財政是要養(yǎng)人的，現在很多事是不用做的，由地方來做，那么為什么要提高在中央財政的比重？按事權和財權統一原則，中央財政不但不能提高比重，而且要降低才對。　　曹新：(提高中央財政的比重) 原因是中央集中力量才能拉平地方差距，才能進行中央轉移支付，對更多的受災地區(qū)、貧困地區(qū)進行扶持。　　王東京：如果中央財政定位在公共財政，這就不是要求集不集中的問題。現在26000多個億的財政收入怎么可能不夠用，用于扶貧和西部轉移支付才1000多個億，不是說集中就夠，不集中就不夠。再說，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更不成立。有人說美國的比重比我們高，印度也比我們高，就認為發(fā)達國家、發(fā)展中國家都比我們高，我們也應該提高，但這個是沒法比的。有一個原因，他們的GDP 不跟政績掛鉤。　　曹新：關于兩個比重問題我們做過一個課題，中國除了稅，還有一個費的問題，我們大概算過，比例基本各占50%。現在稅收占GDP的15%以上，再加上費這部分就超過了30%，高于美國25%的比重。我們宏觀稅賦比重是比較大的，很多學者都認為有減稅的空間。　　主持人：財政的使用不僅涉及到數量，更重要的是質量，我國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如何，存在哪些弊端？　　宋國權：說到財政體制，我覺得現在從基層的情況來看，我們不是沒有錢給老百姓辦更多的事，而是政府在自己的投資中間浪費太嚴重。如果是一個家庭，究竟是先滿足吃飯問題，還是先添家具，過一段時間有了家具以后是不是要買一臺電腦，會支配得很好。但是我們現有的體制，對公共財產、對財政的管理是很不科學的。同樣一個大型工業(yè)項目，民營投資要比國有投資節(jié)約三分之一左右；同樣一個公益性項目，政府投資要比個人投資多花許多錢。如果我們能簡單省一點兒，就可以給老百姓辦很多像樣的事情，但是我們財政的錢總是花得效率很低。我覺得政府投資如果這塊管理不好，那么我們國家財富積累再多，沒人理好這個財，富又有什么實際的效用？這是很大的問題。　　王東京：解決投資機制、提高投資效率，說到底就是要解決傳統的花國家錢辦國家事的投資體制問題。政府財政是公共財政，政府花錢應盡量控制在政府職能的范圍，主要用于國家安全、社會公正、公共產品、扶貧等方面。　　現在的問題是，有的地方政府要追求政績，有怕官員要升官，要片面追求GDP。領導到下面視察，通常看的都是城市，所以現在我們的城市建設得都很漂亮，和國外的城市比沒什么區(qū)別，但中國的農村始終變化不大，中國農村跟發(fā)達國家農村的差距越來越遠。這次中央提出來的公共財政要覆蓋農村，這是對的。　　今年夏天，我到澳大利亞去考察政府治理。他們過去公共產品服務也是政府財政直接花錢，但現在是政府出錢不花錢，也就是提供公共服務，但不一定自己生產公共產品。　　“不變的是工資”　　主持人：中國工資的增長速度遠低于經濟增長的速度，尤其廣東省的農民工工資十年間基本未變，若是扣除通貨膨脹后，居民購買力甚至會有所下降，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王東京：我們說勞動力工資低，主要由于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如果供給不足、招不到工人，自然就會提高工資，政府是沒有辦法干預的，不可能下發(fā)文件要求企業(yè)給工人漲工資。比如自去年開始，部分地區(qū)出現民工荒后，工資還是有所改善的。 　　另外醫(yī)療保險、失業(yè)保險和養(yǎng)老保險，是政府要做而且是可以做的。工人為政府創(chuàng)造了稅收，政府在社保這一塊一定要拿錢。搞社保到底有沒有錢，其實是一個發(fā)展觀的問題，比如政府做財政預算時能不能把這一塊放到前面，優(yōu)先保證？　　石霞：工資基本十年沒有增長，這是通過低成本的優(yōu)勢保證我們的競爭能力。但企業(yè)一方面考慮成本問題，一方面又想要有能力、價格又相對便宜的，而我國勞動力性價比是比較差的。有一個資料，顯示我們勞動密集的優(yōu)勢在某些行業(yè)最長保持十年。我們過去認為，外資是先沿海轉，然后到中部、西部。但現在看來并不是這樣，外資由于我們的性價比低的原因已經開始轉向越南、柬埔寨等國家。靠這種勞動密集型來支持經濟增長，無論是從主觀上，還是從國家競爭力角度、環(huán)境角度來講都得要變，所以產業(yè)要升級，技術水平要提高，而這又必然對就業(yè)產生排擠。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很大的出路就是發(fā)展第三產業(yè)。　　我到各地調研發(fā)現，第三產業(yè)很難發(fā)展起來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工業(yè)產業(yè)沒有積聚、產業(yè)不密集，以至生產型的服務業(yè)就沒有發(fā)展。沒有聚集就沒有物流，沒有物流就沒有信息產業(yè)，沒有信息產業(yè)就不能提供信息。溫州是中國產業(yè)最密集的地區(qū)，由于產業(yè)的密集產生了大量的生產型的服務業(yè)的發(fā)展，生產型服務業(yè)的發(fā)展又逐漸帶動生活型服務產業(yè)的發(fā)展。而我們國家很多地區(qū)，沒有考慮到產業(yè)結果，怎么起步就怎么做，所以沒有辦法聚集。小城鎮(zhèn)也很難發(fā)展，很多小城鎮(zhèn)是沒有產業(yè)的，沒有產業(yè)的小城鎮(zhèn)也就沒有服務業(yè)，所以也無法帶動就業(yè)。　　關注低收入者　　主持人：我國2004年人均GDP增至1000美元，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但根據2005年《人類發(fā)展報告》：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5，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如今中國20%的最貧困人口收入份額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額則高達50%，我們應如何關注低收入者，縮小貧富差距？　　石霞：我國2004年人均GDP雖然提高很多，但由于貧富差距懸殊，這并不是真正的富裕。分析其原因，一是由于城鄉(xiāng)政策。城鄉(xiāng)的二元政策不僅僅是二元結構，而是方方面面的政策，實際上把農民排除在市民之外，即使進城了也只是農民工。其次是地區(qū)政策的不均衡，比如我們國家的改革，確實是從一部分地區(qū)先發(fā)展起來，但是由于他們先發(fā)展起來，有很多的制度都是從試點開始的，試點意味著機會，這也就造成了有很多后發(fā)地區(qū)進入市場的機會不好。再者就是壟斷，造成了不同行業(yè)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　　我想特別講的是農村的農民問題，就業(yè)機會不平等是主因。他們取得農業(yè)外的收入很難，而農業(yè)本身的土地本來就很少，所以就業(yè)不足導致農民收入下降，或者說增長緩慢。我認為富國就要先富大多數老百姓，就要先解決農村問題。當然，城市的下崗工人可能更難一些，因為他沒有那塊土地，農民好歹也有土地啊？但隨著城鎮(zhèn)化的推進，失地農民將會越來越多，這也是我們國家社會動蕩不安的因素 。　　黨國英：農民的問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土地交易是強制性的，國家統計年鑒里面沒有地租這一項。按照三大要素分配的話，美國的比例工資是70%左右，資本大約是20%左右，剩下的就是地租，大約10%左右。根據這個數字來折算，我們國家的農民從建國之后到現在，確切的說實行集體化之后，得到土地補償大概是七八千個億。而國家獲得的土地價值是多少？我自己算超過20萬億之上。這20萬億能做多少事情？我們每天喊農民收益低，但另一方面又對農民進行剝奪。 如果我們在土地交易制度上設計合理的話，我們每年可以得到1000多億，這1000多億又能做多少事情？　　宋國權：我想講講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問題。一個是企業(yè)離退休職工參加養(yǎng)老保險的這一部分人，雖然在上海、北京、廣州的標準比我們安徽可能要高一點，但是在整個社會階層中間，我認為他們還是低收入家庭。安徽退休職工養(yǎng)老金的標準是644元，巢湖是543元，而且這部分人占城市人口的17%左右，比例還是比較高的。 　　第二是進入低保的家庭。參保的標準比較低，我們全省平均水平這187。64元，這部分人群在城市人口中間占6%左右。他們的家庭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如果遇到子女上學，或者遇到重病、大病的，生活基本上很難支持。城市低收入家庭，還有一部分是城市的失業(yè)人員和城市的待業(yè)人員，這里面也有相當的比重。再有就是失地農民。這幾塊就構成了我們現在討論的較低收入的群體。 　　要想徹底解決這部分人的生活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首先要轉變觀念，切實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作為經濟發(fā)展的出發(fā)點和歸宿。一是我們要解決好黨和政府是代表誰的問題？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間，黨是代表人民群眾的，而社會分各個階層，也就是說代表誰都是代表人民群眾，但是里面要解決好。 現在的人大代表中間，有各階層的代表，但是沒有下崗職工的代表、沒有失業(yè)人員的代表，那么誰為這部分人的利益考慮？二是在發(fā)展觀上就是要解決好為什么發(fā)展的問題，這在基層是需要注意的問題。現在我們講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但實際工作中，往往還是只看經濟指標、看經濟增長，其次是城市面貌的改變。這不能說不是為了人民群眾，不能說是錯的。你可以建個大廣場，讓城市美麗點兒，這也是提高老百姓生活，但這不是現在要立刻解決的問題，不是群眾特別是低收入群體最關心的問題。政府不能以這種借口來忽視低收入家庭當前的困難。要注意雪中送炭與錦上添花的區(qū)別。 　　關注低收入群體要進一步完善各項制度，增強群眾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除了要進一步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社會公平制度。老百姓就兩個想法，一是要有安全感。一旦生病，如何能得到救治。我這兩年把倒閉企業(yè)退休人員的醫(yī)保問題都解決了，但是還有一部分職工醫(yī)保問題沒有解決，財政承擔不了。二是要有信任度。對于弱勢群體來說，對政府 對社會信任不信任、滿意不滿意不是單純的來自于收入低，而是不公平的社會地位使其辦事難、成本高。　　舉個例子，過去對退伍士兵的安置基本上是先在父母單位安置，那么父母是下崗職工呢，到處找人也只能被分配到效益比較差的單位或工廠，就覺得很不公平。我們采取貨幣化安置和考試擇優(yōu)錄取的辦法后，老百姓就感到相對公平了，增強了對政府的信任感。政府確實要檢討許多制度的公平性。不公平會造成許多低收入家庭對社會的不滿，是社會不穩(wěn) 定的因素，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王東京：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問題，應當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對地區(qū)之間、部門之間、城鄉(xiāng)之間收入差距繼續(xù)拉大的趨勢，政府應該在第二次分配時，著力予以解決。但要指出的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不能僅僅靠分配，不是說把錢從高收入者那里拿給低收入者就可以了。解決富民問題，根本還是在于發(fā)展。搞平均主義行不通，最后會導致大家都貧窮。至于行政壟斷造成的分配不公，政府政策造成的分配不公，我們要調整過來。這些分配不公的現象，是市場經濟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而不是市場經濟本身造成的，所以不能把分配不公簡單地歸罪于市場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