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家對鬼神迷信有不同的看法，法家韓非的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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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通過對《老子》的解釋，闡明了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他認為“道”和“理”是有區別的：“道”是萬物發生發展的根源，同時又是自然界根本的總規律，而“理”是用來區別事物性質的特殊規律。不過韓非所說的“理”，只是指事物外部的性質和條理，并不是事物內部的聯系。韓非說：“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就是說：各種不同的事物，各有其特殊的規律，所有萬物的特殊規律，共同體現了自然界根本的總規律。韓非強調按照規律辦事，稱為“緣道理”。他說：“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又說：“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這里認為做事的成敗關鍵，就在于“知道理”和“緣道理”。韓非在解釋《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話時，指出對立面的相互轉化是有條件的。他說“人有禍則心畏恐”，因而“行端直”、“思慮熟”，因而“得事理則必成功”；反之，“人有福”，“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動棄理則無成功”（《韓非子·解老篇》）。他認為禍與福的互相轉化，關鍵在于人的主觀努力，決定于“得事理”或“動棄理”，也就是決定于是否能夠按照客觀規律辦事。這是對《老子》辯證法思想的重要發展。韓非在他那個時候認識到要按客觀規律辦事，這是難能可貴的。他指出農業生產的增長，不外乎依靠“天功”和“人為”。“風雨時（適時），寒溫適（適時）”，因而取得“豐收之功”，這是“天功”的作用。“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于耕農，婦人力于織?”，這樣由于勞動力合理分配和勞動者努力生產，提高了生產力，這是“人為”的作用。而頭等重要的是，“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韓非子·難二篇》），就是說生產者必須不違背自然變化的規律，把握種植的季節，不誤農時，同時注意防止自然災害，從而保證豐收。這樣就使“人為”適應“天功”而起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