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劉勰的個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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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約４６５—約５３２）字彥和，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人，世居京口。少時家貧，曾依隨沙門僧十余年，因而精通佛典。梁初出仕，做過南康王蕭績的記室，又任太子蕭統的通事舍人，為蕭統所賞愛。后出家，法名慧地。劉勰受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響都很深?！段男牡颀垺ば蛑尽菲姓f，他在三十多歲時，“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夢見一回孔夫子，便興奮得不知如何。作《文心雕龍》，也與他對孔夫子的崇仰有關，有闡明文章之源俱在于經典的意識。 至于佛教，他自幼和和尚住在一起，最終又決意出家，浸染自深。不過在《文心雕龍》中，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偶有佛教語詞。 《文心雕龍》寫成于齊代。就其本來意義說，這是一本寫作指南，而不是文學概論。書名的意思，“文心”謂“為文之用心”，“雕龍”取戰國時騶?]長于口辯、被稱為“雕龍?]”典故，指精細如雕龍紋一般進行研討。合起來，“文心雕龍”等于是“文章寫作精義”。討論的對象，是廣義的文章，但偏重于文學。書的本意雖是寫作指導，但立論從文章寫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則出發，廣泛涉及各種問題，結構嚴謹，論述周詳，具有理論性質。它的系統性和完整性是前所未有的。 全書五十篇，分為幾個部分。開始《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辨騷》五篇為第一部分，講“文之樞紐”，是全書的總綱。從《明詩》到《書記》二十篇，為第二部分，分述各種文體的源流、特點和寫作應遵循的基本準則。其中又有“文”“筆”之分。自《明詩》至《諧隱》十篇為有韻之文（《雜文》、《諧隱》兩篇文筆相雜），自《史傳》至《書記》十篇為無韻之筆。從《神思》到《總術》為第三部分，統論文章寫作中的各種問題。第二部分以文體為單位，第三部分則打破文體之分，討論一些共同性的東西，經緯交織?！稌r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為第四部分。這五篇相互之間沒有密切的聯系，但都是撇開具體的寫作，單獨探討有關文學的某些重大問題。最后《序志》一篇是全書的總序，說明寫作緣起與宗旨。 《文心雕龍》的文學思想是傳統觀念與時代思潮的集合。作者用折衷牽合的方法，構筑起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內中仍然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矛盾。這一特點，在講“文之樞紐”的開頭五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原道》首先說：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 ……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漢語的“文”字，本有多重涵意。其本義為紋理，引申為美飾、華采，又引申為文章。這里數義并用，主要是說明：文章生于道，而道是萬物的本源，所以文章具有崇高的價值；天地山川乃至動物的羽革、草木的花葉都是美麗的，證明道有美的顯象，文章也是道的顯象，所以文章的華美是自然現象。這顯然是六朝文學風氣的反映。這里需說明：六朝文人所說的“自然”，不同于通常所說的“樸素自然”。他們認為華美也是自然的?！段男牡颀垺愞o》甚至說，對偶的辭句猶如人們的手足自然成雙，單行的辭句反而不自然。 應該注意，劉勰這里所說的“道”與后來唐宋古文家所說的“道”不盡相同。他是指自然的“天道”，而不是指儒家的倫理之道。天道自然，這是魏晉玄學中的一個命題，從這里本可引申出順遂萬物本性，反對人為拘束的觀念，但劉勰接下去卻把自然之道與儒道相互捏合，認為儒家圣人的經書最能“原道心以敷章”，而且“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一般人不能夠深刻體悟道的神奧，所以要“征圣”——向圣人學習，要“宗經”——效仿經書的榜樣。這實際是玄學中自然與名教合一的理論在文學中的運用。由此建立了以雅正為最高準則的文學要求。所謂： 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至此，劉勰既以“道”的名義，賦予六朝美文以崇高的地位，又以同樣的名義，要求各種文章符合于雅正規范。他又說：“楚艷漢侈，流弊不還。”即楚辭、漢賦以來，文學作品多有不夠雅正的毛病，應當“正末歸本”，返回到經典的規范之內?！对馈?、《征圣》、《宗經》三篇，緊密聯為一體，構成劉勰文學思想的中心。但字面上雖然說得圓通，矛盾還是很多的。儒家經典，本來是質樸的文字，他非要說得美輪美奐；六朝美文，與楚辭、漢賦的關系最近，如何能宗經歸本而不失其美質？ 《正緯》、《辨騷》也作為“文之樞紐”，著眼點卻不同。前者說緯書的奇特想象和富艷辭采有益于文章寫作，后者的意義更重要。這里雖同《宗經》篇有一致之處，首先辨明楚辭的代表作《離騷》有不合于經者四點，合于經者四點，實屬破碎迂腐之論，但又自我背離，對楚辭的文學意義給以高度贊揚：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瑰詭而慧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夫》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矣。 這里對楚辭作品中“綺靡”、“傷情”、“瑰詭”、“慧巧”、“耀艷”等并不符合雅正規范的特點，均表示贊賞，后面對楚辭在文學史上的深遠影響及其對當今創作的價值也作了充分肯定。這表明劉勰雖以宗經為大前提，但對文學中的藝術創造仍然是很重視的。不過，劉勰對楚辭的肯定，主要是從藝術性的一面著眼，他所設想的理想境界，是以經典的雅正為主導，而參酌以騷體的奇麗： 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 這種設想似乎不錯，其實有著難以克服的矛盾。因為騷體的奇麗，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破雅正規范的結果，而不僅是語言修辭之美。所謂“以正馭奇”，即使能吸收騷體的某些優點，也難于發揚其原有的生氣。 通過以上分析，《文心雕龍》的核心思想已可以大致了解?？偨Y起來，有以下幾點：一、強調文學的美質，這是與當代文學風氣一致的。缺陷也同當代文人一樣，是單純地以華麗為美。二、主張宗經，提倡雅正，在原則上排斥一切離經叛道的文學，這是一種保守的文學觀念。但在對待具體作品的時候，態度并不那么褊狹。尤其在以后的各篇中，并沒有以是否雅正的標準隨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與作品。三、應當注意到，劉勰所說的“宗經”，是指以儒家經典為典范，而不是要求把文學作為闡發儒家之道的工具。他還是承認文學有抒發個人感情的作用。這同后世極端的載道文學觀還是有很大區別。四、聯系劉勰對六朝文學的批評，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離異于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夠純正、藝術風格詭奇輕艷等等，二是有單純追求辭采而缺乏充實的感情的現象。這些批評有些是正確的（如對后者），有些仍有些守舊傾向（如對前者）。但不管怎么說，以返歸經典作為文學發展的出路，總是弊大于利。 作為“文之樞紐”的五篇，其意一在賦予文學以哲學本質上的說明，同時也由此賦予文學以崇高的意義，這一種理論上的努力，應該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在建立一種規范的、雅正的，同時又富于美感的文學準則，在這里，作者采取了折衷的態度，也反映出矛盾的心態。 《明詩》以下二十篇，是《典論·論文》、《文賦》等批評著作論文體之別的繼續，但要細致深入得多，每一篇差不多都是簡短的文體小史，雖未必無誤，但多見精彩。如《明詩》說建安詩的特點，謂之“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說正始詩歌，“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感受敏銳，概括精賅，對于文學史的研究，具有先導的意義。論各種文章之風格特征，亦能舉其大要。 第三部分的前幾篇，圍繞具體的文章寫作（主要針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看法。《神思》篇主要說創作的構思，承《文賦》而來，但也有精彩的新解。如文中細致描述了創作活動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的現象，從而探討了從形象思維到語言表現之間的距離這樣一個重要問題?！扼w性》篇指出，由于作者才學修養不同，形成典雅、遠奧等八種主要的不同風格，進一步發展了曹丕、陸機的意見。文中舉前代名家為例，對他們的為人氣質與文學風格的關系，有很好的概括。《風骨》篇要求文學作品應有充沛的生氣（指感染力，不是指思想內容）和簡潔有力的語言表達，從而達到剛健明朗的美學效果。以后“風骨”成為文學批評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通變》篇論新變，“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這一節贊語，表現了作者對文學的健康態度，可惜又說“還宗經誥”、“參古定法”，畢竟還是顯得拘謹。《情采》篇論情志與文采的關系，力主華采，但要求“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對六朝文學中“繁采寡情”的現象提出針對的批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看法。以后《熔鑄》、《聲律》等十篇集中談修辭問題，對聲律、駢偶、用典等當代文學中普遍使用的修辭手段，加以充分肯定。在此以前，專門討論修辭的文章還不曾有過，所以，《文心雕龍》在修辭學上也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第四部分脫離了具體的寫作（只有《物色》兼及寫作），從更廣泛的范圍來討論有關文學的問題?！稌r序》論歷代文學發展的總趨勢，推求文學演變的原因，提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作者主要從政治狀況、社會風氣、統治者的好惡等幾個方面論述文學的興衰，注意文學與復雜的社會環境的關系。這是歷史上第一篇具有文學史性質的重要的論文?！恫怕浴菲喺摎v代作家，與《時序》相輔相成?！段锷氛撐膶W與自然景物的關系，專立此篇，也是當代文學風氣的反映。“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前兩句說對外物的感受、描摹，后兩句說內情對于景的再造，對文學作品如何寫景，是精彩的概括?！吨簟穼ｉT談文學鑒賞與批評的標準問題。從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來說，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指責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知多偏好等錯誤的態度，要求批評者提高自身修養、理解作者、博觀圓照，進行公平的批評，并且提出了若干條從事批評的客觀原則。雖然，批評標準的問題，復雜多變，很難加以簡單的規范，但這一種努力，表明劉勰對于批評的客觀性與科學性的要求，就思想方法而言，是很有意義的。 總之，《文心雕龍》雖在宗經的原則上顯示出保守意識，但在關于文學創作、文學史、文學批評的眾多問題上，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有了顯著的提高，提出了相當系統而富于創新的意見，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一次空前的總結，其成就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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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約465─約532)，字彥和，南朝梁文學理論批評家。原籍東莞莒縣(今屬山東)，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出身士族，幼年喪父，篤志好學，家貧不能婚娶，故依沙門僧祐，積十余年，遂博通佛教經論，并參加整理佛經工作。劉勰又精通儒家經典，對孔子學說異常崇尚。入梁，始為奉朝請，后歷任臨川王蕭宏記室、南康王蕭績記室、昭明太子蕭統東宮通事舍人等職，深受蕭統器重。晚年出家為僧，法號慧地，不久即卒。著有《文心雕龍》，成書于齊末，發展了前人進步的文學理論批評，抨擊當時創作界片面追求形式的風氣，體系較為完整，為中國最早的一部杰出的有系統的文學批評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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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約465～52l)，字彥和，東莞莒(現日照市三莊鎮)人，梁代偉大的文學理論家。劉氏于晉亡后南遷，僑居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劉勰父親劉尚，曾任越騎校尉(漢朝漢武帝所設，京師屯兵八校之一)，但辭世較早。劉勰少年喪父，生活十分困難，但卻篤志好學。20歲時，母親又去世。他孤苦一人，無依無靠，于齊武帝永明年間(公元483～493年)，皈依沙門僧佑(南朝齊梁佛教學者)，居住在定林寺，幫助其整理佛經。定林寺在建康(今南京市)城外，藏書豐富。劉勰遍讀佛教經典，并區別藏書部類，抄錄之后寫序說明。同時，他刻苦自學，博覽經史百家和歷代文學作品，對文學理論有深刻研究。30歲后，他動筆撰寫《文心雕龍》，耗費5年多時間，到37歲(公元50l年)時終于完成了這部巨著。當時沈約在文壇上聲望很高，劉勰想請沈約給予鑒定，卻無緣得見。他只好背上書稿，假扮成賣書郎，在沈約家的大門外等候。一天，沈約入朝議事，劉勰趁他上車時走上前去，把書稿呈上。沈約看罷全書，大加贊賞，認為“深得文理”，并將書稿放在案頭，以便隨時翻閱。從此，劉勰和《文心雕龍》才逐漸被世人所知。 梁武帝天監二年(公元503年)，劉勰39歲時始進入仕途。天監三年，他出任中軍將軍蕭宏記室(古代官名，舊時也用作秘書的代稱)，掌管文書；天監四年，任車騎倉曹參軍，管理倉庫；天監六年，出任太來(今浙江龍游)縣令，政清績優；天監十年，改任南康王、仁威將軍蕭績的記室；天監十三年，升任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東晉以后設通事舍人一職，掌管呈遞奏章，傳達皇帝詔命)，執掌奏章。劉勰精通佛理，文章出眾，當時京城的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必請他撰文。這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天監十七年，僧佑圓寂(即去世)，劉勰奉命再入定林寺與名僧慧震一同整理撰寫佛經。次年，他又任步兵校尉，專門負責東宮保衛，并兼東宮通事舍人。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佛經整理完成，劉勰也心灰意冷，便啟奏皇上，請求出家，并燒發自誓。得到準許后，取佛名慧地。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劉勰去世，終年56歲。 劉勰是精通儒學和佛學的杰出理論家，一生著述頗多。梁代有文集行世，可惜多數已流失。其代表作《文心雕龍》共l0卷50篇37000字，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巨著。魯迅先生高度評價《文心雕龍》為“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阡，開源發流，為世楷成”?！段男牡颀垺愤@部不朽的傳世之作，是中華乃至世界文化之瑰寶。《文心雕龍》共50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4個主要部分。總論5篇，論“文之樞紐”，是全書理論的基礎；文體論20篇，每篇分論一種或兩三種文體，對主要文體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創作論19篇，分論創作過程、作家個性風格、文質關系、寫作技巧、文辭聲律等問題；批評論5篇，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時代的文風、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評，并對批評方法作了專門探討；最后一篇《序志》說明自己的創作目的和全書的部署意圖。這部著作雖然分為四個方面，但其理論觀點首尾一貫，各部分之間又互相照應。正如作者在《附會篇》中所說：“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逼潴w大精思，在古代文學批評著作中是空前絕后的。（引自莒州在線、電子文庫）。